丘海雄：谁会更有机会成为社会的经济精英？--中华网--新闻中心

　　田炳信·深谈系列

人物：丘海雄教授，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博士生导师
时间：2003年11月3日
地点：中山大学大钟楼

丘海雄：谁更有机会成为社会的经济精英？

内蒙古大草原上，有一种护草的人为措施叫“网围栏”，用七八道铁丝把几百亩、几千亩的草场围起来，牛、马、羊只能在网围栏里觅草。在把牛羊赶进去之后，先通上一二次电，那些胆敢冲撞网围栏的，先要尝尝电的滋味。通电的网围栏成本太高，也就是象征性地通三五次，被电击过的牲畜记住了那些烁烁闪闪发光的细铁丝是碰不得，撞不得。时间久了，第二代小牛犊、小马驹、小羊羔出生了，他们没有父辈的记忆，在草不够吃时，就开始冲撞那些已经生锈的网围栏，他们走出网围栏，来到了新的草地，老牛、老马、老羊无奈而又奇怪地望着他们。

在计划经济年代，也特像这样网围栏的效应。由部直管的企业，比省管、市管企业级别高，在大城市的比在小城市的先听到红头文件的传达，根正苗红的优先进了政府机关大国企、大事业单位。

市场经济在25年前中国悄然登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版块冲撞，社会在进行一次蜕变、换血，重新勃起。从稳定到紊乱，从有序到无序，社会的排列组合在人们意料不到的地方放出了另一道光芒。一批社会的先行者，登堂入室顺势而上，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经济精英。中国文化是一个最宽松最苛刻的文化，对失败者永远是“好汉不提当年勇”，对成功者永远是“英雄莫问出处”。

田炳信：海雄，你当时怎么想起研究这个课题？
丘海雄：首先从学科的兴趣说起。社会学最永恒的主题就是社会结构，社会分层。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分层，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其实也有分层。
田炳信：你看动物界，那猴王就是一个分层。如果老猴王不行，新猴王一下子把它推到悬崖上。

丘海雄：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界都必须以一定的社会形态存在，一定会存在分层的现象。有的人会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有的人会处于下端。社会学永恒的主题就是社会结构是怎么样的？这个分层的逻辑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对传统社会的判断，它是一个先赋性的社会。人的社会地位是先天决定的。比如说一些有种姓制度的社会，像印度，有贵族，有贱民。贵族一生下来就是贵族，贱民一生下来就是贱民。人的地位是先赋性的，不是后天努力的结果。而另外一些社会，人们的地位是通过后天努力争取获得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分层的逻辑，社会结构的逻辑，所以社会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探讨结构和逻辑。一般认为，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分层逻辑，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分层逻辑。西方的学者对我们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前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权力。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一种再分配经济。就是资源首先从下往上不断聚集，然后从上到下再进行分配。在分配过程中，谁掌握分配权他就掌握更有利的地位。他可以通过一种制度安排，使得资源的分配向某些群体倾斜。比如说，我们以前单位也有差别，有些单位是街道，有些属市一级的，有些属省一级的，有些属国家级的。就算是国有企业，它的隶属也不一样。一般如果是中央部属企业，感觉就很好，而且福利和各方面的待遇就要好一些。如果是街道企业，那就不一样了。集体企业或者是区办的企业，地位和资源肯定要差一些。

田炳信：你说的是计划经济时代。
丘海雄：对，计划经济年代单位有分层，个人也是这样的。
田炳信：它这种待遇不但是这样，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一个中央部属的厂子的一个普通的钳工和一个街道小厂的钳工找对象就不一样。长的漂亮点的，好点的会找那个大厂的。

丘海雄：因为隶属单位的地位不一样，个人的地位、个人的职业声誉、个人的资源就不一样，所以必然影响到对方对婚姻的考虑和选择。人的权力有大有小，意味着不同的级别，不同的级别意味着你掌握的资源就不一样。处于某些地位，不单有正规的工资收入，不同的层次，工资级别不一样，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支配权力，一些非货币消费的待遇就很不一样。甚至是看病，不同的人，你可以到不同的医院看病，住不同等级的病房。你使用的汽车，你每月可以报销的东西都不一样。他们的基本的判断是，在计划经济之下，他们叫再分配经济，人们的地位和拥有的权力有关。谁的权力越大，谁就可以处于社会分层的顶端。这是西方学者对我们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因素的分析。那我们现在经济体制在改革，要从计划走向市场，制度在改变，再分配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就不一样了。再分配经济的时候，人与人的地位在权力这方面是不平等的。生产者地位比不上分配者地位。但假如真的实现市场经济就不一样，市场经济中市场交易的各方是平等的。那么就会由原来不对等的地位变得相对平等了。至于权力会不会干预市场，那是另外一回事。假如权力会干预市场，那是一种不成熟的市场经济。

田炳信：其实恰恰在这个过程中，过去的再分配经济处于一种紊乱状态，而现在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它呈现的是一种更加不平等。在计划经济再分配来讲，用票证管理物品，那时还不叫商品。它这种管理呢，一个正厅级干部和一个科级干部大体上是一样的。中间有什么差别呢？可能就差半斤肉，差三两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计划经济相对是一种公平的经济。但是你若抛开二元社会结构，就是只要不把中国农村算进去，纯讲城市这一块。我们中国这两大封闭体系，一个是农村，一个是城市，构成了中国独特的二元社会结构，从这块来讲呢，我认为它是公平的，但我认为市场经济在初期是紊乱、无序的和相对不公平的。
丘海雄：应该这样看吧，你所谓的公平和平等呢，它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结果的均等。就是大家贫富不悬殊，这是一种所谓平等的说法，最终强调的是一个人得到的结果是不是均匀的，是否符合太平天国当年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田同耕”的理想。而另外的一种所谓的平等是机会的平等。机会平等并不一定等于结果是平等的。机会平等凭自己的能力，凭自己的努力。机会平等之下，你能力强，能付出更多努力，所得一定会比别人多。因此探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所谓的平等要从两条思路去看。一个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型，贫富是更加悬殊了，还是贫富相对均匀了，这是一种思路。另外一个是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过渡，市场的机会，或者说人们获得资源的机会，是否是均等的，还是不均等的？所以首先应该把它分成两条线，一混淆就不清楚了。

田炳信：现在的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了，不管你承不承认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