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吃肉，不吃蛋”:“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中华网--新闻中心

　　
　　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馑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毛泽东本人了。他对全体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一句口号“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再度被写刷到了墙上。

　　领导自减粮食定量

　　中央人民政府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低标准，瓜菜代。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领袖们首先带头勒紧裤腰带，渡过难关。

　　

　　中南海里，机关干部们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报了24斤。朱德和毛泽东一样，也是26斤。

　　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领袖们自报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们一样，定在28斤。但是领袖们都坚持说够了，已经写过，不要变动了。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整个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食定量降了下来。定量是压缩了，可营养不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为了在粮食定量减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营养，食堂的大师傅们和干部们想了一些办法，他们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

　　最开始是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钱儿等。中南海里，特别是沿着中南海的外墙，种植了不少榆树。榆树的叶子形状有点像古钱，俗称“榆钱儿”。采摘来后，大师傅们就把嫩“榆钱儿”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馒头个大一些。

　　自然生长的东西很快就被摘光了。于是人们就种植一些野菜，比较普遍的是一种俗称“扫帚菜”的植物。这种野菜枝蔓多而密，把叶子撸净后，一株就是一把天然的扫帚，其俗称大概就是这么来的。这种野菜特别好生长，路边或犄角旮旯，再贫瘠的地方也能长得很茂盛。扫帚菜叶和上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笼屉里蒸熟了也不难吃。

　　孩子们也没有特权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除了寄宿在学校或在学校定餐的孩子还在学校吃饭外，原先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孩子，大多在家长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机关干部、工作人员们一起吃饭。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

　　特别是朱德，他不仅是把孙辈们都赶去了大灶食堂，还提出要求：不准老买好菜，不准超过大多数人的饮食标准，不准超过自己的定量。

　　这些家庭中的父母享受着党内高级干部的待遇，有一定的营养补助。但是他们从培养锻炼孩子出发，从不让孩子享受不该享受的待遇，总是让孩子在大灶食堂进餐。当然有时星期天例外，因为多数成了家的干部星期天都自家开伙。

　　在三年困难时期，李讷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学校里所有的学生一样，她也重新申报了粮食的定量。回家时，毛泽东向她问起学校的情况，她告诉父亲，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多为国家分担困难考虑，申报时把定量压到21斤。

　　毛泽东听女儿这样说，感到很欣慰，同时也露出一丝忧虑，毕竟女儿还是在长身体的年纪。李讷接着说：“学校考虑我们正处成长发育期，将学生的定量统一定为27斤。”

　　“这我就放心了，这个定量基本能保证学生的营养了。”她感觉到父亲好像松了口气。但父亲随即又说：“井冈山时期，打仗的战士还吃不上这个定量。”她明白父亲的心思，想想前辈度过的更艰苦的岁月，眼前的难关就能挺过去了。

　　困难的日子并没有很快过去，而且仿佛在加重。一次有个卫士到北大看李讷，李讷告诉他，在学校里吃不饱，又没有油水，老觉得饿得慌。卫士回到中南海，把情况反映给李银桥，李银桥自作主张，让卫士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饼干。

　　几天后，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他批评李银桥：“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李银桥辩解说：“别人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泽东火了，拍着桌子说：“别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毛泽东破例让她在家里和自己一起吃了顿饭。此时正是毛泽东宣布了“三不规定”之际，家里的饭菜也没太大的油水。可饿了一星期的李讷，看见桌子上三四盘炒菜、一碗汤，外带辣子、雪豆腐等小碟，胃口一下就被吊起来了。她没等父亲下“吃饭”的命令，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舌头被烫得“咝咝”直吹。“慢点吃，别着急。”女儿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毛泽东都看在眼里，但话音依然平静。

　　由于在学校吃饭都很快，李讷已经习惯了。她并没有想到掩饰，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扒饭。她第一个吃完了自己碗里的饭，端着空碗，眼睛却忍不住瞟向桌上的剩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