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拒绝批“邓”致残文革后邓朴方致力助残事业--中华网--新闻中心

　　对一般孩子而言，教育无非是多加一点知识或少加一点知识，可是对残疾的孩子来说，教育成了他们适应生活，从不能生活到能自理生活，从不能活到能活的条件。

　　——邓朴方“一个社会，除了追逐利益之外，总还得有点儿精神的东西，如果没有人道主义，许多事都会扭曲，许多看上去合理的事，却往往产生不合理的结果。这就是这几年来，我们在扎扎实实为中国残疾人做事的同时，也努力建立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原因。“从残疾人事业的观点去看，我们得提倡社会的集体主义。我们的社会必需共同富裕，有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中国的残疾人才有出路。现在中国穷，残疾人就成了中国社会最穷的人群。目前在中国社会这种低水平的生活情况之下，中国的残疾人可以说苦不堪言。”

　　倾听“正襟危坐”、椅边挂着随身导尿器，身患脊椎横断性半身不遂（西医称为截瘫）的邓朴方一本正经、兴致勃勃地大谈“人道主义”，总觉得有点难以想象。

　　他是邓小平的长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因为具备这种出身，曾遭红卫兵不人道的残害，导致半身不遂。是什么因素使他忘掉过去，转而在中国大陆致力于人道主义工作？传统中国社会内鳏寡孤独、残疾失常的人群向来就遭受到忽略，而目前在中国大陆这么一个连正常人都难受到妥善照料的贫穷社会果，要促使社会、政府对残疾人妥善照顾，如果不是邓朴方办得到吗？中国大陆目前的残疾人福利事业如果只是因为邓朴方亲手“抓”才能起作用，那么，如果有那么一天，邓朴方不能再挑负这个重任，整个中国大陆的残疾人是否又会恢复任由命运折磨、任由社会遗忘的状况。

　　面对邓朴方，想象着他在“文革”后期与家人团聚后，父亲邓小平每夜亲自为他翻身、擦澡的情形，再加上脑子里所呈现的在他主持“康华公司”期间，外界对他的种种非议与传说，对于说话中气十足、信心十足、精力十足的他，对于他过去戏剧性的遭遇和目前轰轰烈烈的工作，也就更想深入探讨。

　　邓朴方不太愿意谈他那段梦魇般的往事，和大多数遭遇过不幸的人一样，他只想轻描淡写地以一声“既然过去了，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去挥掉这段改变他后半生的往事。不过，不管对他自己，对他的家人，还是对外间的世界，邓朴方在“文革”期间的悲惨遭遇是没法用手轻挥就能抹得掉的。

　　1966年6月1日，当《人民日报》发表那篇著名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当天晚上中国大陆便播出了北大红卫兵头头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邓朴方和他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毕业班同学正搭火车从外地结束“四清”工作回北京。

　　回到学校，邓朴方和其他对政治很积极的同学一样，立即投身“文革”洪流，而且被选为系里的文革小组副组长。

　　在这场斗争开锣后不久，邓小平就成了箭靶子。1966年12月14日，他最后一次露面后，就成为斗争的对象，在此之前，邓小平已预感不祥，他告诉子女们说：“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家庭关系还可以保留，如果是敌我矛盾，可以断绝家庭关系。”

　　1967年9月，邓小平全家从中南海被扫地出门。到了1968年春天，聂元梓受命以一张大字报，开始批斗“邓朴方反党集团”，把邓朴方和当时也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念书的妹妹邓楠秘密关在北大物理楼实验室内。在长达四个月的折磨中，聂元梓等人要他们兄妹交待父母的“罪行”。值得邓小平和卓琳夫妇骄傲的是，邓朴方、邓楠兄妹拒绝和红卫兵合作。不管是遭到毒打、遭到开除党籍，邓朴方都拒绝开口斗争他的父母亲。于是，他大祸临头了。

　　1968年9月，聂元梓唆使一群红卫兵把邓朴方关进一间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的实验室里，并把门封死。邓朴方知道，如果在这间放射线已外泄的房间待太久，自己必死无疑。情急之下，想翻窗顺四楼的水管逃走，不幸，他从8米高的地方摔落地面，脊椎骨受重伤。这一摔，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起先是双腿瘫痪，后来因为红卫兵拒绝让他到医院去医治，一拖再拖，终于自腰以下半身不遂。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残无人道的岁月里，人间还是有温暖的。当邓朴方跌伤后，北大医院当局拒绝收容他这个“全国第2号走资派”的儿子，在灰心绝望之时，他碰到救星。一名叫王凤梧的工人以无产阶级宣传队员的资格被派到北大，由于他是工人，红卫兵对他敬畏三分。他见邓朴方的惨状，便用一辆平板三轮车拉着已不能动弹的邓朴方到处求医，屡遭拒绝。最后，积水潭医院的医生终于答应替他会诊。

　　结果是：第1腰椎、第12胸椎骨折，双下肢截瘫，高烧摄氏40度。据邓朴方的妹妹邓榕1984年在那篇极感性的回忆“文革”的文章《在江西的日子里》中叙述：“凭着一股正义感，王师傅对我哥哥十分同情，认为应给予起码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治疗。哥哥到江西后，王师傅便不断向上写信、申诉，从北大、到市委，四处奔走，呼吁给我哥哥治病。”邓榕说，到现在，他们还经常和这位王凤梧师傅联络。但是，对邓朴方有救命之恩的王凤梧一家人从未向邓家提出任何要求。

　　受伤后，邓朴方最痛苦的日子可能要数他被送进北京郊区清河救济院的那半年的岁月。由于他的病当时医生已束手无措，便把他送去清河救济院。有一篇写邓朴方的文章这样描述他第一天到达清河救济院的情形：“开午饭啦，80多岁的老护理员、孤寡老人朱大爷拖着两条长长的鼻涕，给邓朴方盛了半碗熬白菜，又递给他一个黑不溜秋的馒头。”至于清河救济院的情形，据当时到那儿去探视他的王凤梧说：“当我推开门进去，一股难以忍受的大小便气味熏得我直流眼泪。脏兮兮的床上用品已经用了好几个月。”然而，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邓朴方和他“第4病室”里的“哥儿们”一起劳动，用铁丝编字纸篓赚钱，一天编12小时，每编一个赚4分钱人民币，每个月赚四五块钱。

　　邓朴方说，这段岁月最难熬，因为他急于知道众人、尤其是父母亲的下落。他说：“后来我知道，他们也在想法子找我，可是都不敢明问，只能暗中打听。”

　　过了半年，邓朴方在天津的姑姑终于找到他了。经过四处奔走，终于把他接出清河救济院，并且把他安排在宣武门一座小四合院一间小房间里。这时候，被软禁在江西新建县望城岗的邓小平、卓琳和奶奶夏伯根也得到邓朴方的消息。邓小平于是写信给中央，周恩来亲自批准邓小平接邓朴方到江西和他们团聚。

　　林彪事件后，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风向又改了，邓小平获准回京，他立即向“中央”要求让邓朴方接受治疗。这回周恩来又亲自批示：“邓朴方的病，还是请三○一医院治。”三○一医院是北京最好的医院，名医群集，一向是中共高层人员的专属军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