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为苏联对日作战建奇功的“中国旅”(图)--中华网--新闻中心

　　人物小传：彭施鲁，河南武陟县人，1916年出生，1934年6月加入共青团，1936年转为中共党员。先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军部秘书、团政委，第7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苏联远东军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指导员、连长、参谋，苏军佳木斯卫戍司令部副司令，东北军政大学训练三团团长，东北军区军政学校副校长，总参军训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参谋长等职。1945年8月被苏军统帅部授予红星勋章。1985年离休。

6月下旬，编辑部转交给记者一份有关苏联远东军“中国旅”的材料，并要求记者进行深入采访。记者经过半个月的寻访，终于与当年在“中国旅”工作过的彭施鲁老人取得了联系。7月8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航天桥附近的总装某干休所，倾听老人讲述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我们下车后，发现欢迎我们的都是抗日联军的战友，有的还是老相识

我是1935年底在北平读高中三年级时，被北平的党组织派到东北抗日联军工作的。那时我还不满20周岁。

题图为彭施鲁近影。程来成摄
1938年，东北抗日斗争处于十分艰苦的阶段。日军调集数十万兵力对抗日联军进行围剿。在敌人大举围剿下，抗日联军遭受重大损失。

我们大部队为突出日军重围被迫西征，我被指定为留守部队负责人，在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的直接领导下，坚持与敌周旋。我们利用沼泽地区为依托开展游击活动，多次袭击伪警察所、分散孤立的伪军据点和日本人的开拓团。但一到冬季，我们就处于被动地位。由于得不到粮食供应，又长期被日军追踪袭击，部队伤亡增多。为保存力量，1940年底我们有组织地撤至苏联境内。

我们一过边境，就被苏联边防军解除了武装，然后在哨所中接受盘查。夜里，来了几辆用帆布严密封闭的大卡车，把我们送到伯力市。

在伯力市，我们洗过澡稍作休息，又被送至距伯力市75公里处的一个营地。我们下车后，发现在那里欢迎我们的都是抗日联军的战友，有的还是老相识。我这才知道，在我们之前一些战友已经到了苏联。

这里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营地。它隐蔽在一片森林中，紧靠在黑龙江边。因为附近有一个小村庄叫弗亚斯克，所以苏联人把这个营地称为弗亚斯克野营，而我们称之为北野营。在海参崴附近的蛤蟆塘，还有一个住着抗联第一路军战友的野营，我们称之为南野营。

来到野营的第二天，我们就在3名苏联教官的指导下，开始了军事训练。

斯大林接到组建方案后说，应扩大为教导旅，授予苏军正式番号，按苏军标准保证供应

1941年6月，德国突然大规模入侵苏联。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立即召开了声讨德国法西斯大会。周保中在发言中指出，我们要加强军事训练，学好作战本领，随时准备投入对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听了他的讲话，大家热血沸腾，一个劲地鼓掌。

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虽然使苏联暂时缓解了对远东地区的忧虑，但他们认为苏日之间早晚必有一战。为此，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和抗联领导协商后，制定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团的方案，为对日作战做准备。这一方案送到斯大林手中时，斯大林说，一个团的机构，经费有限，应扩大为教导旅，授予苏军正式番号，按苏军标准保证供应。

很快，南北野营合并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1942年8月1日，教导旅被正式授予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番号。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旅政治委员，均为少校军衔。各营连主官基本上由原来的抗联军官担任，副职由苏军代表担任。我被任命为二营三连连长，上尉军衔。当时我们只有不到700人，与一个旅的编制人数相差较多，苏军便把远东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战士和华裔战士调进来，使全旅人数达到1500人左右。由于这个旅主要由中国战士组成，因此也被称为“中国旅”。

此时我们的训练比以前更加紧张，不仅进行爆破作业、地形识图等训练，还接受了一些特殊技能的训练，比如武装泅渡、滑雪、空降等，每周还要上文化课和政治课。远东军司令部还定期派出考核团进行考核。

1945年5月德国战败后，一些从伯力市来到野营的苏联军官，告诉我们大批西方前线苏军转移到了远东地区。这时，我们的伙食标准也由后方部队改为第二线作战部队。黑面包变成了白面包，过去看不见的黄油，摆在了早餐桌上，午餐肉食的定量也增加了。这些使大家确信对日军作战已迫在眉睫，都兴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