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假冒周总理批示诈骗案侦破始末(组图)--中华网--新闻中心

　　
　　当时我正在国务院秘书厅任档案科科长。档案科是保存国务院机关来往文件最多的地方。4月2月上午，保卫科傅文海同志陪同公安部来人到档案科，向我介绍了案情，并出示了“赵全一”伪造总理批示的原信，请我辨认。我仔细地分析原件后提出了我的看法：

　　一、伪造总理批示的笔迹和总理经常在文件批示的字体明显不同。总理批示文件的签字比较随意，而伪造的签字笔迹相当规整而且生硬，是刻意模仿的（事后得知骗子练习总理签名是根据公安部礼堂悬挂的总理题词的笔迹）。

　　二、信件用纸是红格横排式，突出的特点是中缝有鱼尾纹。我认为中缝有鱼尾纹的公文纸解放初期曾在市场上大量出现，那时是直行红格，中缝有鱼尾纹。但1956年实行公文由直排改为横排以后，市场上就再没有发现这种中缝带鱼尾纹的纸张，中央国家机关所用的公文纸大都是自行印制的，种类繁多，形制各异。因此，我分析这种纸张可能是一些国家机关专门印制的公文纸。

　　应该说我的这个判断对破获这个案件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没有复印技术，我只让工作人员把纸的尺寸大小，横格行数、间距及鱼尾纹记录下来，表示尽全力查找这种纸的出处。在公安部的来人走后，档案科全体同志动员起来翻阅档案查找，在浩如烟海的文件中查找这样的公文纸绝非易事，直到下午仍毫无结果。我决定晚上全体同志加班，并由兄弟科室抽调人员支援，终于在夜晚由文书科白雅茹发现了一张相近的公文纸，原来是外贸部用的公文纸。我当时确定全体同志突查外贸档案，结果：“我查到了”“我也找到了”“这里也有一张”，声音此起彼伏，先后查到了十余张同样的公文纸，全是外贸部的，其大小、格式以及鱼尾纹和我们的记录纸张完全一致。这就证明骗子所用的纸张是外贸部印制的公文纸。我们当即向保卫科反映，不久公安部来人赶到，核实无误，并借用了相关的文件。这样查找“赵全一”的网一下从全国收缩到外贸部一角。

　　1960年4月3日本案告破，化名“赵全一”的案犯是外贸部出口局科员王倬。王倬，37岁，曾化名赵全一。1949年他参加南下工作团，中途开小差，后来到外贸部工作，因对待遇低不满，产生诈骗念头。他在单位见到周总理批示文件通行无阻，便处心积虑伪造总理批示，窃取国务院旧信封加以涂改，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骗案。同年8月王倬经法院判决被判处死刑。

　　4月4日我参加全国人代会提案工作，一上班，就陆续地接到了不少向我表示祝贺的电话，内心喜悦，真是无法描述。我们档案科因协助侦破诈骗案还受到了表扬。

　　为什么骗子能够得逞

　　今天也许有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当时竟能发生这种骗案？王倬虽然为诈骗作了长期、周到的准备，但其骗术并不高明，是容易被识破的。那么，人们的警惕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我想这脱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在五、六十年代确实存在着纯朴的社会风气，欺虞、诈骗事件很少发生，人们的警惕性往往注意于内外部敌对势力，对于诈骗一类治安刑事案件较少防范，所以就会给王倬一类骗子以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享有极高的威信，许多干部养成了见到领导人批示，立即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地执行的习惯，从不会怀疑领导批示的真伪。这种良好的习惯竟也被骗子所利用。所以这件轰动一时的大案对人们心理的震撼是相当大的。

　　事后，相关犯了错误的同志也受到了适当的处理。我之所以不愿提到这些同志的名字，因为他们都是好同志，而且有些人在受到处分以后，再度在政治上受到无端的迫害，这一点他们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