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追析:试析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中华网--新闻中心

　　

　　从上面所述来看，方先觉投降日军，有着明显的客观原因。但是否还有着主观上的原因呢？答案是肯定的。方先觉作为一个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有较高的抗日积极性，但思想境界不高，是非观念不明，因而由对城外援军的不满导致到对国家的不满，在大是大非上没能把握住；他并不贪生怕死，但意志不坚定，不仅不能左右部下，反而被部下所左右。这些弱点是他投降日军的重要主观原因。

　　因此，方先觉投降日军，既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明显的客观原因。按照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来衡量，他投降日军，是不光彩的，是应被谴责的，他本人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们应看到他投降日军的客观环境，应看到在他投降日军这一可耻举动的后面，包含有对城外援军的不满，对守军官兵生命的保全心理。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对他产生一点谅解和同情，而不会简单地把他的投降原因归结为“贪生怕死”的卑鄙动机。

　　（四）

　　方先觉投降日军后，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应付日军，并没有死心塌地地做汉奸。而且他在投降日军后不久，就开始寻找机会逃跑，后来终于成功地逃回重庆。这是我们在评价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时必须注意到的又一事实。

　　方先觉投降日军后的第二天，日方发表了一篇方先觉的书面谈话。1944年1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谈话。在这篇谈话中，方先觉对日军进行吹捧，称赞“日军之神勇，巧妙之战术”，说“相信余之败北，并非败于军事，而实败于正义”；表示决心跟随汪精卫之后当汉奸，“今后决定参加和平阵营”；并谈到为什么率部投降，说“此固系本人之意见，同时亦为四师长之意见。余早有此私见，未敢轻易宣布，既而得到日军之劝告，始披沥投效决意，并无一人反对”。

　　日方发表的这篇谈话，是后来一些历史著作认定方先觉“叛国投敌”的重要依据之一。但这篇谈话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它是应日军记者的要求而发表的，在日军的压力下，方先觉不可能真实地、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只能迎合日军的口味；其次，这篇谈话中的有些内容明显是言不由衷之辞。如方先觉说自己投降日军是“早有此私见”，“今后决定参加和平阵营”，明显是假的；最后，日军发表这篇谈话时，完全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对谈话任意改动。这篇谈话是不是方先觉所说的原话，也是大可值得怀疑的。

　　因此，我认为方先觉的这篇谈话主要是应付日军的，不能据此来判断方先觉的真实态度。

　　方先觉投降日军后不久，日军将第10军的残部改编为所谓的“先和军”（取方先觉的“先”字和伪和平军的“和”字），任命方先觉为军长。“先和军”成立时，日军举行了一个仪式，日军记者给方先觉和他的四位师长与日军第68师团长、慕僚长等人照了一张合影。日军离去后，方先觉对他的部下说：“来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日本人只照得我们的相，却照不到我们的心。”这句话很能反映方先觉的真实态度，它说明方先觉对日军只是应付而非真心投靠。

　　1944年10月初，第3师师长周庆祥和军参谋长孙鸣玉越窗而逃。方先觉看到他们逃跑后，日军没有加强防范，于是也开始寻找机会逃跑。他先派人与外界取得联系，然后在当地帮会势力、国民党军统特务、国民党地方游击队的共同帮助下，于1944年11月底12月初，成功地逃回了重庆。这样，方先觉从投降日军到逃跑成功，经历了4个多月不到5个月的时间。方先觉逃回重庆，进一步说明，他投降日军后的所作所为是策略性行为，是为了应付日军。

　　对于方先觉投降日军后的表现，日军方面也认为是巧妙的伪装。日本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一书中写道：“这位投降的方先觉军长被俘后态度伪装得很巧妙，后来乘机逃脱，返回了重庆军。”日方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看待方先觉的投降事件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五）

　　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是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个特殊个案。这一特殊个案反映出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可以有多么的复杂。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稍有不慎，就难免失之于简单化和片面化，而这对历史人物是不公正的。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不能简单地扣之以“贪生怕死”、“叛国投敌”的大帽子。而应该看到：在衡阳保卫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方先觉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衡阳保卫战能坚持47天之久，与身为守军主将的方先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方先觉是在衡阳保卫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投降的，这一战役失败的责任不能由他来承担；方先觉的投降，除了主观上的思想境界不高、意志不坚定等原因外，还有重要的客观原因，衡阳城外救援不力的国民党援军、最先主张投降的师长周庆祥等人，对他的投降应承担相当的责任。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方先觉的投降，还有在日军破城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保全残余官兵生命的考虑。从人道立场出发，这样的考虑是无可厚非的。他投降日军后，并没有死心塌地地卖身投靠，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成功地逃回了重庆。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方先觉的投降，并不必然地与“贪生怕死”、“叛国投敌”联系在一起。当然，方先觉的投降日军，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不相容的，与抗日战争中举国倡导的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也是不相容的。这使他的投降事件，成为一起连他自己也羞于承认的不光彩事件。他的投降事件的负面意义正在这里。作者：彭厚文

　　彭厚文：1965年生，湖南新化人，历史学博士，现为江南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