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解密：1938年2月武汉政治舞台上的周恩来--中华网--新闻中心

　　作者：李菁

　　周恩来的新角色

　　2月14日，冯玉祥在武汉的寓所里，接待了一位特殊客人——周恩来。

　　一个星期前，周恩来通过冯的部下鹿钟麟向冯玉祥表示:拟请一见。根据冯玉祥的秘书整理的《冯玉祥日记》记载，冯对这个提议最初还颇有些顾忌，他让鹿钟麟转告:“因外间耳目众多，不便相见，惟努力作不见面之默契可耳。”但不知为何，冯玉祥又很快改变了想法。

　　据《周恩来传》记载，周恩来与冯玉祥主要交谈了对时局和抗战前途的看法，“谈得很畅快”，特别是对前一段华北和上海作战指挥的得失进行详细的探讨。当时担任冯玉祥秘书的于志恭回忆，周恩来也向冯介绍了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精神，“深得冯先生的赞许和拥护”。

　　“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当天晚上，冯玉祥在日记里这样描述周恩来。看得出，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给冯玉祥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于志恭回忆，在周离开后，冯玉祥就对周围的人连连感慨:“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第二天，冯在自己的会客室写下八个大字:“吃饭太多，读书太少。”表示自己不如周恩来。

　　周恩来自此与冯玉祥开始了近10年的交往，“以后，他常派他的专车将周恩来接到寓所晤面”。

　　周恩来是在1937年12月18日，与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邓颖超一起从延安到达武汉，与先期到达的叶剑英等人汇合。此前，中共方面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及叶剑英组成代表团驻武汉，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

　　一个星期之前，还有一个月就满40岁的周恩来在武汉出任了一个新职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当国共两党为了共赴国难再度走到一起时，在国民党中也享有较高声望的周恩来顺其自然地成为了担任这一历史使命的最佳人选。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恢复北伐时期军中的政治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并邀周恩来担任副部长——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当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陈诚还只是一个炮兵队长，深知“辈分”的陈诚亲自登门相请;同时，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通过国民党元老、副院长张群出面，邀请周恩来到行政院任职。对这两项邀请，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以“担心引起两党摩擦”为由，婉言推辞。但在蒋介石的一再坚持下，周恩来同意出任。在这个平台上，周恩来很快利用他的个人魅力与早期结识的国民党上层，迅速而游刃有余地进入新角色。

　　几天后，周恩来又受白崇禧之邀，为路过武汉、马上开赴前线的广西学生军作讲演。白崇禧是国民党将领中的主战派，同周恩来经常见面。一个月后，奉派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时，白崇禧在临行前特地把周恩来和叶剑英请到家里，请教对敌作战方针。据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回忆，10月25日凌晨从武汉撤退时，周恩来正巧看到全身戎装的白崇禧站在路边，原来是他的吉普车因故障抛锚正在修理，周恩来马上下车对白说:“敌人骑兵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远，赶快上我的车去长沙吧！”白崇禧于是坐上周恩来的车一同走了，“两人在车上作了较长时间的交谈，从个人出身到国共合作、抗战形势等无所不谈。”童小鹏说，当时白崇禧还笑着对周恩来说:“你们(共产党)未到我们广西，我很感激！”而周恩来也不失时机地对白崇禧等桂系军阀的一些做法表示肯定。

　　此时的周恩来，也代表了经过十年内战的长期隔绝状态后，重新向外公开接触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在此之前，中共同苏联以外的国际社会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只有埃德加·斯诺等很少几位外国朋友到过陕北，向国外作了报道。　1

　　武汉的“文艺复兴”

　　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亲自邀请老舍，希望他出面将流亡到武汉的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1937年11月，在山东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别妻离子，从济南只身流亡到武汉。他曾说过:“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的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

　　那时的武汉聚集了来自全国的文化名流，有胡风、萧军、萧红、沈从文、丰子恺、郁达夫，赵丹、金山、舒绣文、冼星海、崔嵬等，他们因上海的沦陷而流亡至此。他们的到来使武汉也成了全国的文化中心。

　　老舍接受了周恩来的提议和邀请。经过老舍和阳翰笙等的筹备，一个月后，“文协”开幕大会召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为总主席，周恩来、蔡元培、罗曼·罗兰和史沫特莱等13人被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

　　在“保卫大武汉”的紧张空气中，此刻的文协成立大会上，却出现了难得的热烈与和谐场面。被推举为文协理事的冯玉祥还兴致勃勃地上台表演文艺节目。“轮到他表演时，他趋向台前，轻拂着一块手绢，大唱泰山民歌《柴夫的儿子》，博得满堂喝彩声。”于志恭回忆。会后，冯玉祥在普海春大饭店设宴招待与会的全体文艺界人士，五六百位文艺界人士欢聚一堂，谈着团结抗战的话语，那种团结向上的热烈气氛，即便是十年后冯玉祥在异国他乡回忆起来，仍留恋不已:“在武汉这一个地方，最好的现象是大家都想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如同汉口成立的抗敌文协，是舒舍予(老舍)他们领导的。我听说，这些拿笔杆子的文人，平时都是你挑剔我，我批评你，谁和谁都不易在一起;这一次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雪我们全民族的耻辱，他们成立了抗敌文协，大家全团结起来了，把自己互相指责的精神，集中起来对准敌人进攻！”

　　“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周恩来发表了一番热烈的演讲。

　　5月中旬，周恩来被邀请到文协参加第二次理事会。老舍后来在会务报告中对这次会议有一次生动的描写: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儿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眼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极富感染力的周恩来让这些文艺工作者充满了敬佩之情。后来，不少作家和文艺工作者都选择了共产党，为了吸收革命青年，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也帮助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招生，据“八办”提供的材料，“仅以1938年5月至8月的记载”，这一数字已达880人之多。“1938年8、9月武汉形势吃紧后，党组织加紧动员大批工人、学生和其他人去延安，常常是以集体的形式，二三十人，五六十人乃至百余人，大批大批地出发奔赴延安。”周恩来的个人魅力，应该在其中扮演不小作用。

　　在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大敌压境之前的武汉出现了短暂的文化兴盛现象，以致郭沫若一度认为抗战的武汉时期可谓中国的一个“文艺复兴期”。

　　　周恩来组建的“名流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