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睡过地铁站住过北京地下室的教授(图)--中华网--新闻中心

　　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后进入外交学院。1985年硕士毕业后未就业，个人独立治学，被媒体报道称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2003年被聘为吉林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还担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

邓正来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与《中国书评》均被认为是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刊物之一。他是国内哈耶克研究的顶尖学者，出版的论著有《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哈耶克法律哲学研究》、《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等。此外，他还是《布莱克韦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主编兼主译，翻译了共220万字的哈耶克著作以及《法理学》等多部经典著作。

生活在如今优渥的环境之中，邓正来津津乐道的仍然是当年居无定所的“学术流浪汉”生活。本报记者李飞摄

一直非常感激一位老“右派”

我小学是在上海读的，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9年底，我随父母去了四川支援三线建设。14岁的时候，通过走后门，我进了内江的西南医疗器械厂当上了工人———这样就可以不用“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受苦了。

在工厂的时候，我依然喜欢读书。那时有一个习惯，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从工厂徒步到内江的人民公园去。第一是去那里喝茶，第二是到公园里那个被封起来的藏书的屋子里去偷书，我每次都是从后窗爬进去偷书的，一般一次偷5本书，看完了以后如数还回去。当时偷回来看的有外国经典的文学名著像《罗曼·罗兰文钞》等等，还有就是商务印书馆早年出版的一些思想类学术著作及西方人物传记。我偷书的事情连爸爸妈妈都不敢告诉，把书藏起来偷偷地看。因为按照当时的说法，这些绝对是“反革命”的书，根本不能看。

在一次“行窃”的过程中，我被看管那些书的一个老“右派”现场活捉。被他逮住的时候，我非常恐惧。我告诉他，我每次看完的书，都还回来了。他不相信。于是我又告诉他，什么书在第几排书架上了，什么书里面折了页码，折页码的方式是怎样的，哪些地方又是我拿铅笔画的。结果他发现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个老“右派”也是一个读书人，他见我这么爱读书，就说，从此以后你不能再爬窗子了，你把书看完后从正门还回来，我帮你悄悄放进去，但是这件事谁都不能说。事隔多年，我至今也无从知晓这位老人的姓名，但我一直都非常感激他。

没有户口、没有住房的学术个体户

这种看书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了1978年我考上四川外语学院。在学校里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在大学里应该学的东西全部自学完了。大二的时候，我就开始逃课，常常到西南政法学院（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听课。

1982年，我考上了外交学院的研究生，在老师的教导下，我在上世纪80年代影响最大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论著，《昨天·今天·明天》，同时还撰写了《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这本专著后来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1985年，我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学者。大约是在1987年，《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上发表了一则报道，称我是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做学术个体户要承受的艰辛是常人很难想像的。我在北京没有居住的地方，属于“三无人员”———没有户口，没有住房，没有收入。记得在最初的那个冬天，我整天背一个书包（里面全是我要看的书）到处跑。我把铺盖卷放在一个同学的办公室里，他帮我收好。等他下班后，就把办公室钥匙给我。我就把铺盖卷打开，在他的办公室里看书、睡觉。一大早，我又把铺盖卷收好，然后出去。如果晚上与朋友聊学问聊晚了回不去了，我就到地铁站去。北京的冬天非常冷，我就在地铁站里跑步，以抵抗严寒。跑热了，我就坐下来看书，冷了再跑。当时惟一的希望，不是任何其他东西，就是盼着头一班的地铁赶紧来，因为进到地铁车厢里就暖和了。

在那个计划的时代，与现在很不一样，做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会被很多人瞧不起。我没有任何证件，无法去图书馆借书，所以一般都是写下书名，然后请好友帮忙借。有的时候还会在马路上被警察拦住查证件，我就谎称自己是某学校的学生，搪塞过去。

我当时的收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稿费收入。在1987年，我与好友翻译出版了博登海默的名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部法理学译著，给我带来了相当可观的一笔稿费。另外，我是学外语出身的，1986年北京开始有了私人办外语教学的学校，于是我兼职给他们当外语教师。当时是每周上两次课，每月下来，也可以有一部分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