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合影背后的中苏危机--中华网--新闻中心

　　一提起第一代人民领袖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四巨人”在飞机前合影的那幅照片，人们都会有很深的印象。这幅照片曾在包括挂历在内的许多场合下使用，而且流传很广。照片上的毛泽东十指交叉，自然拢于胸前。刘少奇紧贴毛泽东一侧，笑容满面地看着周恩来。周恩来手捧以马蹄莲为主的一束鲜花。朱德身穿呢子大衣，垂手站在周恩来侧后。他们相对而立，脸上充满灿烂的笑容。照片背景上的那架飞机，就是空军专机师的伊尔－18飞机。就在这幅照片的后面，有着一次不同寻常的专机飞行。

　　1964年11月5日，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邀请，由周恩来、贺龙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代表团的成员还有刘晓、伍修权、乔冠华、康生等。越南党政代表团也应邀前往，并与中国党政代表团乘坐同一架飞机。我当时任专机师副师长。因为我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期飞行员，空军领导决定由我带领一个机组，驾驶伊尔－18飞机飞往莫斯科去完成这次重要专机任务。

1964年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后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欢迎
　　执行这次出访任务的政治背景在当时是异常严峻的。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苏关系走向低谷，我们党与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有着严重分歧，双方通过电台、报纸等各种媒体争论得相当激烈。截至1964年，我党已经连续9次公开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苏共领导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欲将我国纳入他们的控制之中。为此，还单方面撕毁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国家技术协定，废除343个专家合同、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撤走所有专家，停止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的有关技术资料，甚至连张纸片也不留下。并公开宣称，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企图用经济压力迫使我国就范，捆绑在他们的战车上，听命于他们的指挥。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1964年10月16日，就在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的前天，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我国戈壁滩上升起的蘑菇云，震撼了全世界，也震撼了克里姆林宫。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我部一位飞行员当即写了一首诗歌，后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我国党政代表团就是在这种国际政治背景下去访问的。赫鲁晓夫下台后，新任苏联领导并没有改变对我党的立场和态度，在双方的谈判接触中，没有任何进展，每每不欢而散。因此，这次到苏联访问被称为“踏雷之行”，潜在着很多想象不到的情况。更让人担心的是，我们驾驶的伊尔－18飞机，就是前几年刚从苏联引进的，驾驶人家的飞机飞到人家的国土访问，心里很不踏实。我与机组成员从保证总理专机的安全出发，感到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机组在思想上对专机飞行安全问题就有了充分准备。既然苏联在两国关系问题上能做出那么多不友好的行为，可以肯定，在苏联境内的空中与地面专机保证工作也不会一帆风顺。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机组加强了对专机安全的防范意识。

　　1964年11月5日，专机载着周恩来总理一行及越共代表团，从西郊机场飞向首都机场，然后沿国际航线向莫斯科飞去。

　　看到总理为国家的事情操心忙碌的样子，我想起了在此之前的一次飞行。同样也是到莫斯科访问，可是，由于工作太忙，在准备出国的前一天晚上，总理还因为工作滞留在上海。我们披星戴月载着总理从上海赶回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然而，按计划当天上午8点钟就要从东郊机场起飞到莫斯科访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机组还能挤出一点时间进行休息，可是总理却没有休息时间。当我们机组准时飞到首都机场的时候，总理又准时出现在我们的飞机上了。此刻，在飞机上等着总理的又是那一大摞文件。

　　在安全上我们采取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使飞机时刻处在机组的监视之中。当我们把中、越两国党政代表团送到莫斯科后，正常情况下，代表团的飞机在机场停放期间，由苏联派人警卫，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机组人员想方设法不离飞机左右。为达此目的，机组的做法是，既不能让对方感觉出来我们对他们不信任，又要达到机组对飞机实施警卫的目的。于是，我们就以给飞机做机械检查为名，重新将检查窗口打开，故意把那些已经检查过多遍的地方，再反复检查数遍。偌大的一架飞机，随便找些部位，也可以检查它几天，实在没有什么可检查的，就干些清洁飞机外表的活，也能干很长时间。有时候，直接向机场调度部门申请试飞，我们驾驶飞机上天飞它一圈，使飞机随时处于良好的待命状态，只要一有情况，马上可以起飞。11月份的北京，刚进入初冬季节，而莫斯科早已是冰天雪地了。机组成员只要想到中国代表团专机安全的重任及周总理一行在苏联的处境，就早已把严寒天气条件下外场工作带来的艰苦置之度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