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我在东北沦陷区亲历的日本奴化教育--中华网--新闻中心

　　口　述：张鹏云

　　整　理：齐红深、孙凤琴

　　时　间：2000年11月10—30日

　　地　点：辽宁省庄河市教委老干部活动室

　　张鹏云，曾用名张莹，男，汉族，1926年11月3日出生。辽宁省庄河市明山镇大营村人。离休前为辽宁省庄河市一中教师。日本占领时期就读于庄河国民高等学校、安东师道学校。日本占领时期曾在庄河县大郑村国民优级学校任教。

　　1947年4月—7月在辽南建国学院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卫生部工作；1948年由部队清退回原校任教；1952—1958年，在庄河师范、二中任教；1958年6月—1959年10月，因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乡劳动；1959年10月“摘帽”后重新任教；1962年7月被精简退职还乡务农，自学中西医，“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清队”结束后举家迁往黑龙江省，在农村卫生所当“赤脚医生”；1979年3月落实政策，全家迁回庄河镇，到庄河一中任教；1980年12月办理离休手续，仍留校任教；1983—1993年，庄河县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我是庄河一中离休教师张鹏云，1926年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中。父亲张福庆生前是庄河高中理化教师，他18岁毕业于庄河师范，19岁在小营村初小当教师。他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存亡攸关的时代，忧愤读书，关心人民疾苦，以教育救国为己任，把全身心精力献于教育事业。对学生像严父慈母，既严格要求循循善诱，又亲切关怀诲人不倦。他教过的学生，至今对此仍念念不忘。

　　芍药花正开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0月，庄河沦陷，不屈的庄河人民燃起遍及全县的抗日烽火。我父亲的很多学生，在他的鼓励支持下，纷纷投身到抗日救国军、义勇军、大刀会中去，打击日本侵略者。1932年初，伪庄河县政权成立不久，3月16日，抗日救国军三千多人攻入县城，俘获日寇“庄河县自治指挥部”助理菖西满男和伪县长王纯暇等9人。3月20日，日本关东军五百多人，从城子疃赶来救援，并派飞机轰炸县城。救国军撤出，转入山区。此后，日本侵略者，对庄河地区抗日活动进行血腥镇压，县城北门经常挂着许多所谓“土匪”的首级。

　　我清楚地记得，1932年6月，芍药花正开时，一队三十多人的日本骑兵，在一天上午八点钟左右，闯入我们位于小营屯的家中，翻箱倒柜，用刺刀到处乱捅，房耙、草垛、炕洞、灶坑都不放过，搜寻着什么。两名日本兵用半生不熟的汉语，拍着枪问我：“家里这个的有？”我吓得摇头。这时，面色苍白的父亲被两名日军和翻译从距家300米远的学校押到院里，日军队长通过翻译问父亲什么，父亲在回答，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日军闹腾了半天什么也没得到。走后，父亲从房后菜园芍药花丛根部，取出一包东西放在炕洞内烧掉。以后听母亲对来探望父亲的姑姑、叔叔们讲：“老张家祖上有德，如果那包东西被鬼子翻去，我们全家就没有命了。”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一些“违禁”抗日书籍和传单。后来得知是汉奸告密，说我父亲支持学生参加抗日救国军，家里藏有枪支和反满抗日的书，才引起了日军的突袭搜查。父亲虽然脱险了，但刚过生日的三弟，却因惊吓抽风夭亡。

　　不久，父亲被强令到庄河所谓的“新制师范讲习科”，进行短期学习，培养日伪需要的“合格”教师。11月，仍回小营村学校执教。12月的一天傍晚，他教过的学生大营屯许仁章等四人，到家看望父亲。他们每个人都带着长一尺半的长刀，刀把上栓着尺长的两条红布。他们走后，父亲嘱咐我和二弟，千万不要对外人讲看过刀的事，说了日本人知道要杀头的。第二天下午，在小营学校读书的堂兄堂弟们，跑到我家来对母亲讲，“小鼻子”(指日本人)大头头叫大刀会夜里给砍了，并赞佩说：“大刀会都是好样的。”1983年7月，我到庄河县地方志办公室做修志工作时，才知道这是大刀会在1932年12月15日土城子战斗中，打死日寇少将森秀树那件事。许仁章等那天晚上，奉大刀会总部命令到旅城山集合，顺路探望了我父亲。午夜，他们包围袭击了驻土城的日军“靖安游击队”，大获全胜。

　　第二年，正月十五刚过，日伪把当地青壮年强赶到山上，让乡亲们手持各种家具或木棒，同伪军警一起“拉大网”，剿捕抗日救国军和大刀会，见到不是本地口音的人就抓。大营村拉网时，在各村也搜捕出十几个外地人，个个是五花大绑，牵到小营学校操场上，审讯毒打，打得在地上翻过来覆过去，浑身是血和泥。二十多名学生由父亲领着，被强令站在一边观看。我当时随父亲在学校中，吓得把头拱在父亲怀里不敢看。打完后，像绑猪似的拴成一串押走了。

　　我入学前，目睹的事实，受到的教育，促成我的早熟、多思，变得沉闷寡言。亲邻都夸我“长的像个大人样”，殊不知我心灵所受的刺激和震撼，从小就改变了我的性格。

　　跟着父亲上小学

　　1934年，伪康德元年3月，我9岁，入小营初小，跟父亲读书。学校是四个年级的一个复式班，在小营屯西岗上，五间房，西头两间是村政府占用，东头三间是学校。课程有国语、算术、修身、图画、手工、唱歌、体育。这时，中国原有的教学内容和教材全被废除，代之以日伪的课程设置和教材、教学思想和方法。国语中有日本是“友邦”、“盟邦”、“日满不可分”、“满洲国是王道乐土”、“虔心诚意地崇拜日本天皇和满洲国皇帝陛下”等等内容，竭力贯彻殖民主义教育思想，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推行奴化教育，使我们这些孩子不知自己是中国人，而只是“满洲人”。

　　修身课中，有“王祥卧冰求鱼”、“鞭打芦花”等二十四孝内容，还有什么“修身、治国、平天下”等，用封建意识麻痹教育我们。教室里挂着“满洲国”地图，黑板上方贴的孔夫子画像，每天到校先向画像行鞠躬礼。春秋两季祭祀孔子，并各放假一天。

　　在自习课，父亲经常讲“岳飞抗金”、“杨家将”以及“文天祥”等的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都听迷了。长大后才知道父亲用心良苦，目的是暗示我们：我们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不是什么“满洲人”，让我们学习古代民族英雄。

　　父亲参加救国会

　　1936年3月，我11岁读三年级时，父亲调到青堆子镇高小任教，家仍住在小营屯。4月，父亲和青堆子学校教师一起，秘密加入“庄河抗日救国会”，每月缴5%工资做会费，用来支援抗日武装，体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抗日救亡精神。1937年1月“庄河抗日救国会”被日伪破获，会长宋良忱等13名领导人被捕。他们未在酷刑下屈服，保全了全县七百多名教育人士。宋良忱等被捕时，父亲从青堆子赶回家，又一次烧了大量的书。母亲忧心忡忡地告诫我与弟弟，不要在外面多嘴多舌地乱说。这时的我，经过日军抄家，拉大网，毒打群众，父亲几次烧书，已经知道轻重好歹。我向母亲点头，表示知道，没说什么。

　　1938年的农历二月二前一天，母亲带我和弟弟到屯北路边点香烧纸，悼念亲人。以后每年如此，一直延续到祖国解放。当时我问母亲“为什么”，母亲只说“小孩子问这些干什么？”80年代中期，我从事庄河修志工作时，方知道宋良忱等6名志士在1937年3月13日，于沈阳浑河岸边就义，这天正是农历二月初一。宋良忱是父亲的老师，杨维磻、王道全、徐锦轩等志士，是父亲的同窗好友。我才懂得父亲让母亲用传统习俗代他悼祭烈士，寄托自己的哀思。

　　到青堆高小读书

　　我小学毕业后，父亲为了让我学习有所成就，在1938年2月，带我到距家45公里处的青堆镇高小读书。

　　青堆镇高小有两个年级五个班，校长孙广居带家眷住在校外，我父亲和另外6位教师、1位炊事员加我共9人在校食宿。高小一年级有甲乙丙三个班，男女分班。我在甲班，男生四十多人，乙班男生三十多人，丙班是女生班近20人。高小二年级甲班男生三十多人，乙班女生近20人。全校共有学生一百三十多人。

　　课程有“国语(日语)”、“国语(满语)”(汉语)、算术、修身、国史、图画、唱歌、体育。我学习基础差，父亲每天都给我补课。他忙时便由吴、孙两位女老师给我补。我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晚上想母亲想的掉泪。20天后不想家了，父亲却接到通知，到安东凤城师道学校训练部学习近半年，使我失去了依靠。他把我托付给老师们，便上学去了。老师们对我关怀备至，吴、孙两位老师像妈妈似的给我补洗衣袜，补课。为了不使我想念父母，吴老师教我唱歌，识简谱，手把手教我学风琴。男老师买好吃的给我，领着我洗澡，上戏院看戏。父母不在我身边，我成了老师们的孩子。我之所以走上当教师这条路，有父亲影响，也和他们的熏陶有关。

　　学校成立“协和少年团”，我也成为其中一员。每天午后有一节课，手持军棍在体育老师率领下进行“军事”操练。

　　每天早晨举行朝会，唱日本国歌和“满洲国歌”，向日本天皇和伪满洲国的皇宫遥拜。星期一早礼，校长宣读《即位诏书》，其余五天由校长训话，内容是“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等。课间操做所谓的“建国体操”。再也不像在初小时那样松散了。

　　日语、“满语”课内容中，有一些是日本进行殖民侵略的军人的传记故事，如丰臣秀吉、乃木希典大将、广濑武夫，有日本迷信的“天照大神”，或者炫耀日本胜利的“日本海战”等等，从小学起就用这些材料贯彻“日满一德一心”的殖民奴化教育，从而达到亲善日本的目的。“国史”课从满族先人肃慎、靺鞨、契丹的辽、女真的金、努尔哈赤的后金、皇太极的清讲到“满洲国”的建立，一方面只讲满族和东北少数民族史不讲中原王朝兴衰更迭，以此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把东北从中国历史中割裂出来，向我们灌输“东北向来就是满族等各族独立行使统治权的地区”，如辽、金、后金乃至大清和今天的“满洲国”。侵略者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目的就是教育我们这些娃娃，你是“满洲人”，你要感谢日本对“满洲国”建立做出的“无私”贡献，从而做日本殖民者驯服的“良民”。

　　日本大力推行愚民政策、奴化教育，把东北地区原有的中国教育制度和体系摧毁殆尽，教育全被侵略者控制，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学生，奴化意识更深，到了亲疏不分、敌友不分的地步。

　　为进一步在东北确立殖民教育制度，侵略者在1938年把四年初小改为“国民学校”，两年高小改为“国民优级学校”，将中国原有初、高中六年制，合并缩短为四年制的“国民高等学校”。青堆镇高小从此易名为国民优级学校。这种“新学制”的实施，使学生文化水平下降，但却加强了殖民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要中国人俯首帖耳充当日本殖民主义者任意驱使的“忠良”顺民。

　　父亲学习结束后，回校任首席教师，把家迁到青堆子镇，我们一家团圆地住在一起。

　　我读高小二年时，青堆子镇高小和惠风岭初小合并成为新的“国民优级学校”，有初小6个班，高小5个班，教师、学生增多，学校仍在原址分两个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