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4日：上海滩，战争状态下的市民们--中华网--新闻中心

　　1937年10月4日:上海滩，战争状态下的市民们

　　记者◎王恺图◎秦风

　　租界内外的难民

　　1937年8月13日，涌进租界的难民达60000人。从那天开始，上海的租界内外变成两个世界。“一线之隔，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地狱里面的人饥寒交迫，天天幻想着天堂。”《劫后的上海》，1938年出版的，一本记录上海淞沪抗战始末的书这样形容。

　　“租界和华界本来也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租界的地段在市中心，房子昂贵。一般市民愿意到华界生活。淞沪抗战爆发前，报纸上租界的空房子招租的多。”研究租界生活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吴健熙说。但是，10月4日的报纸上，招租的广告几乎绝迹。战争期间的租界房子显示出它的金贵。

　　本来，在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之间，就有大大小小的牢固的铁栅门50多座，法租界与华界的南面边界本来是干涸的一条河流，经常有人走来走去，“法国人为了省去南边来的麻烦，在战争爆发后雇佣了几百名工人，筑了一道4华里的砖墙。只在里面开了几道铁栅门。”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郑祖安说。

　　除了8月14日、23日毁灭性掉落在大世界、南京路上的炸弹，租界里的生活是相对离开了战争火光的。《申报》上刊登的《租界安全日益巩固》的文章给租界里的人一剂定心丸。表示将沿着苏州河建立第三道防线，“英美防兵达一营以上，所有沪西及中央区只防卫，概由英军接任”。

　　10月开始了继8月13日后的第二次难民潮。随着战争加剧，闸北、江湾、真如一带战区的难民恐慌到了极点，沿着沪杭铁路滚滚而来，想通过公共租界西边防御线进入。但是8月13日后涌进的大批难民已经在租界里缺乏容身之处。于是，铁栅门紧紧关闭，在铁栅门外的难民挤在一起，又要逃避头顶飞机的轰炸，又要央求把门的巡捕，“难民比前更多，箱笼被褥，木器家具，千车万担，绵延数里”。按规定，行李是不能带进租界的，所以沿途丢弃的行李很多。

　　“天空里出现一架日机，就会引起很大的骚动和纷乱，后面的人尽力往前涌，男的哭，女的叫，夹杂着被挤倒在地上的孩子的被践踏的惨叫声。”

　　实际上，“遵守严格之中立”的租界在8月底已经接纳了70万左右的难民，“当时租界有100万左右居民，现在每人要接纳0.7个难民，环境要崩溃了。”郑祖安说。报纸报道:“在法租界大马路两旁商店门前露宿者，亦不下数百人，大都狼狈不堪，日来仅赖一二热心人士，购买大饼馒头，此外并无给养。”即使是在收容所里面的难民，日子也照样狼狈，“记者曾望中央收容所看过一次，把龌龊的玻璃门推开，把脚步跨了进去——我们如同打开了一个地狱的门。”

　　“外滩公园里，永远有一群人聚集，在谈论每天发生的状况，‘为什么打仗的地方云不同呢？’有人问。‘那不是云，是黑烟，是房屋被烧毁时的黑烟。’”

　　租界的铁门关闭后，大批难民聚集在租界铁门外，租界内的各种团体机构，以及个人购置大量的馒头烧饼，送至各铁门口，由巡捕代为抛送。后来难民日多，于是沿路各商店店主、住家开始在自己的窗口抛送食物，“纷纷如雨滴而下”。

　　在南市区紧邻法租界的地方，由国际救济会和法国神父饶家驹成立了一个收容20万难民的难民区。饶神父的一只胳膊在欧战中失去了，他说着上海话和法语，安慰难民，布置工作。对日本人他则说简单日语:“这是你们军队批准的难民营。”在这里参观的彭启一看见:“角落里一个刚生了死婴的妇女在拼命多要一个馒头，而被难民营救出的、从浦东过来的四天没吃饭的难民千余人像‘一群冤魂’一样移动过来。”难民营周围的民房在火焰中继续燃烧。

　　10月4日夜，日本军队在进攻郊区罗店时使用了毒瓦斯。战争结束后，一名叫枫叶的学生回到故乡罗店:“海滩附近的房屋，成了一片瓦砾;田野里躺着许多死尸，面目都已模糊不辨，臭味从地面蒸发起来，跟着风吹来阵阵浑浊的腥臭。”

　　也在此日，上海市政府创办平民儿童医院，救济难童，战时，每天平均死亡难童100人左右。报纸上连篇发表着儿童难民营的消息。

　　伴随难民脏乱的生活而来的是瘟疫。

　　10月4日，中山医院已经收治了租界里的2000名瘟疫患者，上海流行霍乱已经近一个月，被香港等地宣布为“疫区”。该院从当日起由伤兵医院改成了专门的“时疫医院”，由红十字会管理，但是，这在平时理应轰动的大新闻和战争的新闻相比就显得轻微了，几家报纸在角落发表了这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