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一二八”之役:未被允许的应战(图)--中华网--新闻中心

　　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一二八”日本入侵上海实在是一次仓促的应战。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入侵，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1年，陈铭枢由于促进宁粤合流，被蒋介石调任京沪卫戍司令官，并非蒋介石嫡系的十九路军才被允许调戍来沪，维系京沪警备安全。当日本为转移建立满洲国的国际视线而于1932年1月中旬在上海寻衅时，已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幕后曾授意何应钦、朱培德电令十九路军于1月27日退出上海市区，却遭到已经宣布拒绝内战的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的拒绝。

　　蔡廷锴在对“一二八”的回忆中，说到自己当年在围剿红军回师赣州整补时，就从“九一八”中认识到由于连年内战而导致枪口不能对外，是造成日本帝国主义想灭亡我国的主要原因。为此他特在赣州体育场率全军宣誓，决心从此“不再反共、主张一致对外”。1933年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所编《“一二八”的一些纪念品》中，刊载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对于日本人“兽性鬼态”已全然暴露的事实，十九路军为避免“惶惶五千余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子子孙孙千秋万岁，都要骂我们为欺世盗名、亡国灭种不中用的东西”，发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敢救我”的声明。

　　这种近乎自发的抵抗不能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结果可想而知。虽然士气高昂，但十九路军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装备落后且后援不足。面对“上海地面辽阔，大家（在日本铁甲军、飞机、大炮优势火力面前）只能各自为战的困境”，蔡廷锴甚至提出可以“学我们在江西时，赤匪攻击我们的战术”。当时正在病中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更是在1月23日十九路军军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中，以红军坚韧的战斗精神启发十九路军军官，以激励士兵的抗战精神。

　　然而战争打响后，十九路军在战时最为需要的“平射炮和高射炮，经两军政务一再呼吁请领，军政部始终不发一炮一弹”。而对于“自1931年10月起，从未领到应得军饷分文”的十九路军来说，到1932年5月底“一二八”之战结束时，国民政府的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欠发的军饷已达八个月、六百余万元之巨。以致国民党内在上海的一些人士说，中央是想看着十九路军被打光。

　　功败垂成的抵抗和调停

　　国民政府主要的对策，乃是从战幕揭开之时开始积极的外交努力，寄期望寻求国际社会干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然而虽然英美为保护自己在淞沪的利益而开始外交干涉，但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却是中国的主权。蒋介石在1月31日给罗干文的电报中说:“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寸土，日寇不提难以忍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为此战争爆发后，近在咫尺“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的一师，驻浙江的戴岳一旅，驻江北的梁冠英一路以及在杭州、赣东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60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其原因是国民军政部已通令各部队:“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而对于出现第二个十九路军自发前往上海抗敌的可能，军政部更是明确表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国民政府对于日本虽然一再让步，接受日方提出的条件，但日本却依旧在淞沪付诸武力。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道出了当时的担心:“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以为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1932年2月初。张治中前往浦口，迎接已撤职在野由洛阳而来的蒋介石，表示，“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去，我愿意去”。蒋介石终于同意马上关照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动散住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第88两师合成为第5军，交付张治中指挥。然而对于国联和西方国家的调停，日本利用调停之机从国内增兵，而国民政府从此再未调遣部队支援十九路军及第五军。当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后，中国军队在第一次淞沪抗战中的英勇作战最终功败垂成。

　　战争结束后，十九路军参谋朱伯康在《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中剖析第一次淞沪抗战暴露出来的弱点，“先从外交方面，我国最大的错误就是无根本的外交方针和真正的盟国。在表面上我们说是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在实际上我们却没有一个心腹的国家做联盟式友邦”。而对于战争直接失利的原因，朱伯康写到:“事前不战不和又不准备，事后忽战忽和、忽和忽战，又皆听从敌方的操纵，凡此种种皆给日本以便利，将淞沪土地断送于‘运输艰难后援不济’的痛语中。这种宋襄公之仁，实为任何国家所不取的对敌方法！”

　　未雨绸缪的秘密备战

　　早在“九一八”之后，张治中就曾收到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的一封信，并送来女人穿的衣服一件，“将我巾帼上，换你征衣去”。何香凝要张治中转达黄埔军校同学:“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当“一二八”战事结束后，何香凝前往在常熟县东南东塘墅看望修整的张治中部时，再次赋诗《赠前敌将士》:“耻！你等是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点气？”

　　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参谋刘劲持回忆起1937年7月初，“我和同事漫谈时局，均认为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日本侵华受到阻滞，上海市面繁荣，日本浪人敛迹，于是思想上放松警惕”。然而曾参加了“一二八”之役、此时已是京沪警备司令，统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张治中，对于未来中日在上海的再次战争却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