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到蒋介石他们用长征改变中国(连载一)--中华网--新闻中心

　　本报记者孙彦德　

71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江西瑞安出发，开始了后来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69年前，在纵横十几个省、历经了无数场战役之后，红军终于突破重重包围，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从此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

　　今天，站在公元2005年4月的时间节点，我们把目光投向70年前。1935年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还在长征的路上，而整个国家也正陷入前途危机四伏、国运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继发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又悍然发动“华北事变”，其妄图吞并全中国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人们纷纷呼吁当局积极抗战。而面对日本新的侵略活动，信奉“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却以《何梅协定》继续妥协退让，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上。

　　此时，在中国的西南方，长征途中的红军强渡乌江，进占遵义，于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除了总结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外，会议还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因此，这次会议被认为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经受住了生存极限的考验，为一年后的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基础。1935年1月至6月，被公认为长征的转折时期，从初期的被动和挨打，到后来的主动和胜利。同样是在那一年，外侮入侵，大敌当前，中国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数以千计的学生高呼“一致对外”的口号走上街头，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在当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转折，成为1935年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1935年上半年不仅是长征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转折；日本变本加厉的侵略以及随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使不同派别在抗日战争的大局前走向团结成为可能，因此也才有了后来的国共合作。

　　沧海桑田，70年后的今天，历史的车轮已经迈进了21世纪的门槛。无论是长征的亲历者，还是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亦都或消逝在滚滚红尘，或步入耄耋之年埋名乡间。

　　在经过长期的疏离之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又一次开启了和平和解的交流之门，而人民军队当年以艰苦卓绝铸就的长征精神，也被赋予了更为宽泛的内涵。从革命后代对长征精神的追寻缅怀，到外国友人万里寻觅长征之源，从民间各种纪念活动的铺天盖地，到红色旅游开发热潮的悄然兴起，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仍在以它特有的魅力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

　　我们在70年后回望过去，回望1935，那些在岁月的流转中已经有些模糊的面孔，重又活跃在属于他们的历史瞬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李德和蒋介石、薛岳、冯·塞克特、王家烈……他们亲历了大转折的全过程，他们是对手，同时也正是他们共同书写了那一段中国的历史。

　　毛泽东而今迈步从头越

　　1935年1月，毛泽东走在遵义的街道上，心情和长征初期已经不同，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他又有了做诗的兴致。虽然没有任何正式的通告，他在红军队伍里的地位却在无形中上升。红军在遵义驻扎时，他同王稼祥以及张闻天住在一起，住的是城里最好的房子之一。他们三人被暗地里称作“担架三人组”，在长征开始后的3个月中，毛泽东已经成功地说服了王张二人，他们一起推动了遵义会议中的检讨与反省。这并非易事，因为张闻天若支持毛泽东的论调，就等于否定了他过去两年所作的决定，但他还是在遵义会议上发布了《毛张王提纲》，毛泽东的观点受到了绝大部分与会者的赞同。在被排挤了3年之后，他再次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

　　红军中的分歧并未就此消除，毛泽东也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如后来所表现的那样，黄埔军校毕业的林彪仍然怀疑他的军事素养，其他人难保也有这样的猜疑。此外，困顿的红军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前进的方向在哪里。

　　当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李德和博古把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以至于许多将领都是在出发前才知道这一决定，这个充满了普鲁士军事色彩的决议，深深地伤害了红军，没有人告诉战士，他们究竟要去哪里，去多久，去做什么，这使红军的士气低落。后来这种方法被批评为“军事神秘主义”。在渡过湘江后，随着毛泽东的理论渐渐占据了上风，红军的士气也开始高涨，正如刘伯承所说：“好像拨开重雾，看见阳光。”

　　随着毛泽东重新掌握了权力，红军的宣传和政治工作再次被重视，这些充满了毛泽东个人风格的工作方法，在长征最艰苦的时候成为红军的精神食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1935年2月16日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样写道：“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如同毛泽东的其他论著一样，这些通告总是使用最通俗的汉字表达其思想，以便即使是文盲在听过一遍后也能理解。这些宣传，为毛泽东以后几个月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指挥提供了思想保证。

　　在长征中，那些重要的决定都不注重形式，遵义会议中，所有的人没有排座位，先到的人就找把舒服的椅子坐下来，这同长征前在中央苏区的局面有了本质的区别。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并没有被赋予军事指挥权，红军的军事指挥者是朱德和周恩来，后者是最后决定者。在一渡赤水后，红军在2月初到达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小镇时，中共中央的人事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张闻天代替博古成为中央委员会常务书记，毛泽东正式被中共中央指定“协助”周恩来作军事决策。他们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一对稳定的搭档，并合作了达40年之久，只是位置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