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毛主席为什么没参加周总理追悼会？(2)
放下电话，邬吉成和东方立即从首都机场往城里赶，车行至南长街南口时，正碰到移送周恩来遗体去北京医院的车队。他们随之调转车头，跟着车队到了北京医院。在医院，他和相关的工作人员一道，安放好周恩来的遗体后，才进中南海。
在商议周恩来治丧事宜的会议上，邬吉成被指定为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随后开始了警卫工作的部署，在商讨具体安排前，警卫值班室的全体工作人员，一齐向周恩来的遗像鞠躬默哀，因此邬吉成说：“我们是最早开始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的。”
在北京医院的告别仪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动，人流络绎不绝，许许多多的人都希望能瞻仰到周恩来的遗容。
当周恩来的遗体从北京医院移送“八宝山”火化时，邬吉成和警卫处另一位副处长武健华，同乘一辆汽车紧跟在周恩来的灵车后面。他亲眼目睹了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数十里长街，沿途群众自动形成的送殡队伍。他们虽然悲痛万分，可秩序井然，人民群众对总理的感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述出来的。
1月14日，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动结束，周恩来的骨灰将移往人民大会堂，并将在台湾厅安放一夜，以了其生前冀望祖国统一的夙愿。
在那天傍晚五六点钟，周恩来的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抬着邓颖超敬献的花圈，邓颖超捧着周恩来的骨灰盒在前，跟随在他们后面的，是治丧委员会的负责人及周恩来的亲属，缓步从劳动人民文化宫走向人民大会堂。
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午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召集参加警卫工作的全体人员进行布置。他要求一定要保证安全，维持好秩序，遇事态度要好，如遇冲动情形要多劝说。路线及汽车出入口，如有自行车走错路，劝说一下就行了。要注意礼貌，尊重老人。会场布置好后要有专人检查，还做了一些有关安全的具体指示。
邬吉成还告诉笔者一个闻所未闻的秘密。因为毛泽东最终没有出现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所以世人只是推测了一番毛泽东没来的缘由，却没想到毛泽东原本是要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的！
作为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邬吉成在追悼会开始前，确实接到了毛泽东可能参加追悼会的通知，汪东兴亲自给他下了指示：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和台湾厅做好准备和安排，以供毛泽东到达时落脚歇息。
正是因为等待毛泽东的到来，追悼大会开始的时间比原定的时间推迟了一点。但毛泽东最后为何没有到场，邬吉成无法推测，至今仍是个谜。
追悼会，将依照周恩来的生前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这一任务要由飞机作业执行。汪东兴通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向他交代了这一任务。
冬季昼短，天已经黑了下来，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聚集的群众久久不愿散去。在这种情况下，送骨灰的车子出了大会堂，就会被群众发现，很可能出现拥堵的情况，车子不好通过，还有个安全问题。
汪东兴问邬吉成：“你看采取什么措施，能保证车出去不出问题？”邬吉成说：“只有推迟撤除警戒，待飞机起飞后再撤比较安全。”于是，他们就按这个商议进行了部署，并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和警卫部队。
最后，周恩来总理骨灰的移送工作进行顺利，只是让群众多等了个把小时。
每当回顾说起这段往事，邬吉成就抑制不住长长的太息：总理为什么会在弥留之际提出要见我？见我究竟要嘱咐些什么？只能是个永久的、无解的谜了。我是多么希望能完成总理的最后嘱托啊！只要总理那个黄昏的最后一次苏醒时间再延长一点。历史的机缘就是那么无法由人来把握，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它稍纵即逝。
在和笔者交谈时，他还在苦苦穷究周恩来要对他做怎样的嘱咐：“我负责着钓鱼台的警卫，而当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都住在那里面，我觉得总理要交代的事与‘上海帮’有关。总理在临终前召我去，是对一个警卫工作者的最大信任。因此在追思周总理的日子里，我的内心的感慨，可以说比起其他的人要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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