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及对美的态度2--中华网--新闻中心

　　通过外交的办法，显示某种善意的和和解的态度，对美国政府这时未必不能发生某些效果。这是因为，美国政府这时对台湾方面要求订立共同防御条约的作法并不感兴趣。还在1953年3月19日，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就受命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正式提出了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建议，希望借此把美军拴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对此，杜勒斯当场就表示拒绝。[16]（p158）此后，台湾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再度多次向美方提出这一要求，直到1954年8月以前，美国方面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尤其是日内瓦会议之后，中国表现出和解的姿态，美国因继续坚持强硬立场的做法备感孤立，其在台湾问题上不能不更加小心谨慎，不愿因蒋介石必欲反攻大陆而被拖上国民党的战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继续发动和平攻势，理应使美国更难接受台湾的建议，而未必不能达成破坏台湾很快与美国订立共同防御条约的目的。
　　毛泽东当然知道在这个时候制造解放台湾的战争空气，会对拖延中的美蒋关于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产生相当的刺激。但是，第一，国民党军占据的浙江沿海大陈岛等岛屿对进出上海的商船威胁甚大，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了。既然迟早都要动武，为何不乘此时机显示一下中国政府必欲解放台湾的决心呢？第二，他这时显然相信对美国刺激一下未必是坏事，它未必会促使美蒋靠得更紧。他甚至认为，既然美国一直拖着不想被蒋扯下水，中国政府表明自己对台湾问题的强硬态度，反而可能如周恩来所说，起到“击破美蒋军事条约”的作用。第三，朝鲜和越南相继停战，整个世界走向缓和，中国力倡和平共处，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对国内民众起到麻痹的作用，最终甚至可能还会因此而束缚住自己解放台湾的手脚，使世人对台湾问题的解决产生错觉。打一下，不仅可以告诫世人不要把台湾问题与朝鲜、越南问题相提并论，而且也“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性，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
　　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支配下，日内瓦和平协定墨迹未干，毛泽东就掀起了解放台湾的政治宣传运动。随后，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便受命炮击金门和马祖。此举使犹豫不决中的美国政府做出了批准就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与国民党人进行谈判的决定，紧接着，美国与台湾方面于12月2日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的草案。次年1月24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正式通过了这一条约。虽然，这是毛泽东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最为担心的局面，即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成为很长时期的僵局”，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马，且首次对盘踞在浙扛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队成功地实施了陆海空配合的立体进攻，以及中国政府于11月23日不顾美国政府的高度关切，坚持判处13名被俘美国军事情报人员4-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的强硬态度，也或多或少地对美国政府发生了震慑作用，迫使美国官方不得不开始考虑对过去僵化的对华政策稍加调整。
　　三追赶美国：以经济促外交的大胆尝试
　　1954-1955年的台海危机，使毛泽东更进一步强烈地意识到，跟美国这样的国家打交道，除非自己拥有足够的实力，否则就只能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受人白眼，甚至被人所摆布，毛泽东这时的对美策略更多地源自于其过去国内对国民党政治军事“打打谈谈”的斗争经验。在过去国共两党实力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他曾不止一次地通过“以打促谈”的办法，争取到暂时的和平。以确保自身的利益，而如今在中美两个国家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一度显然也相信“打打谈谈”、“以打促谈”是一个有效的法宝。炮击金马，并不等于就要中止争取中美接触的外交尝试。即使在美蒋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之后，因为美国压迫蒋介石主动撤退了在浙江沿海大陈岛的守军，中国各报刊相继开始减弱了前一段如火如荼的反美宣传。周恩来也多次受命宣布，解决目前僵局的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中美之间直接谈判[15]（p448）。注意到加剧台海紧张关系的做法影响了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刚刚树立起来的和平形象，周恩来还在4月出席万隆亚非会议之际，进一步受命向亚非各国政府，同时也是向美国人再度表示和平的诚意。他公开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具体到台湾问题的解决上，中共中央还第一次批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透露说：中国政府并非一定要诉诸武力，它愿意也准备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以便能够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7]（p105-106，111）
　　为了促使美国真正调整它的对华政策，促使美国政府下决心派代表和中国政府的代表一同坐到谈判桌前来，中国政府甚至还主动宣布要释放若干已经被判刑的被俘美国空军人员[18]（p581-583）。毛泽东也在几乎同一时间主动透过外国来访者向美国转达自己的和平意愿说：台湾问题可以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尤其希望和美国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就是“不知道美国干不干”？[8]（p412-413）所有这些外交努力终于发生了某种效力。1955年8月1日，中美双方大使级的外交代表终于坐在了日内瓦的谈判桌前。
　　然而，和过去对付国民党时的情况不同，毛泽东这时的“以打促谈”，却不是想要求得在中美之间保持暂时的和平局面。中美两国之间这时并不存在当年国共两党之间那种危险的情形，因为事实上中美之间并没有发生美国直接侵略新中国或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生存的情况。中美之间这时的问题根本上是美国敌视中国，坚持支持台湾海峡对面的国民党政权，而毛泽东则坚持要美国做出妥协，改变其敌视态度，放弃对台湾国民党的支持和取消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打”的策略固然可以使美国多少改变轻视新中国的态度，放弃拒不与新中国接触的强硬政策，但由于中国没有直接向美国挑战的实力，也不具备夺取台湾的能力，因此双方即使能够派代表坐下来，却不可能达到迫使美国改变政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