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造反派的牢狱里给毛泽东写信李立三为何自杀--中华网--新闻中心

　　中苏关系的转变很快反映在党内，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指控为“里通外国”。康生见风而动，继续寻找目标。康生还到处吹风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李立三很可能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据说，他这种阴风当时直接吹到毛泽东的耳边。父亲周围的环境骤然发生变化，许多人对他避而不见，无故冷淡起来，家里也变得格外冷清。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兆头，不幸的事紧随其后。有人乘机给中央写诬告信说，李莎与苏联大使馆保持紧密联系，且有“修正主义言论”，值得怀疑。1962年，中央成立一个调查组来审查这个问题。审查是“背靠背”进行的，没有惊动母亲。由康生出面向父亲“了解情况”。父亲坚持实事求是，对诬告信中的捏造一一做了澄清，说明母亲一贯拥护我党立场，反对修正主义，偶尔去苏联使馆只是为了办理护照延期等合法手续，绝没有任何不正当联系。

1962年10月14日，父亲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4000字的信，就李莎问题向中央提出申诉。信中他坚决为母亲作证说：“她同我结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致，没有过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来也已经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进步，逐步认识我们党和毛泽东的正确伟大，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父亲还引用毛泽东在1962年1月中央扩大会议上的一句话：“要坚决相信苏联国家是好的国家，苏联人民是好的人民”，强调提出：“不要把修正主义与苏联人民混为一谈”。周恩来很关心父亲的问题，也很了解他的为人和坎坷经历。他找父亲谈话，建议如果不愿和母亲离婚，就一定要让她转入中国籍。父亲欣然接受，并动员母亲写出申请，1964年经周恩来批准，母亲正式成为中国公民。中央调查组也没有发现她“和苏修有联系”的任何证据。“李莎问题”暂告一段落，但康生一伙不肯就此罢休。

1966年春夏之交，“文革”爆发了。

当时父亲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但早已有名无实，几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基层搞“四清”。1966年6月初，华北局书记处在北京开会，父亲从天津赶回参加，被挡在门外。他向华北局第一书记提出质问，遭到冷遇。从此，父亲实际上被停职反省了。

1966年8月，华北局院内开始张贴大字报，一些人勒令父亲“向群众做检查”。时至1967年夏初，戚本禹以“中央文革”的名义接见华北局群众组织代表，公开点了李立三的名。他别有用心地煽动说，华北局的群众运动不应把矛头指向李雪峰，真正的重点应当是李立三，“李立三是真老虎，不是死老虎。”“李立三的问题很大，就好比这一暖瓶的水，你们掌握的仅仅是一点。”“李立三是里通外国分子，他老婆是苏修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