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历史时刻：文革前夕毛泽东的所思与所行--中华网--新闻中心

　　1970年，毛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但这是事后所言，无从证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毛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变化的过程。事实是，1965年1月，在刘少奇向毛检讨后，毛似乎宽谅了刘，尽管可以看到的线索是毛在为倒刘做精心的准备。可是毛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复杂多变，在做出决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毛的一贯风格，这也是为何毛会独自一人长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毛泽东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但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在这微妙敏感的时刻去影响他的决定。毛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六十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对刘少奇的错误。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确实，扳倒刘少奇，将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场8级大地震，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就一直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可能刘也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对自己有不少意见，但他显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王光美作为工作队员，进驻清华大学。用毛的话说，敌人已为自己掘了坟墓。

　　从6月20日后，7月13日、19日、22日围绕派工作组的问题，中央上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在会议上突然与刘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很可能，此时的康生、陈伯达知道了毛已下定决心。一年后的1967年5月，林彪在陪同毛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插话说：现在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是事先经主席交过底的。

　　毛泽东为自己下一步的设计而振奋，打倒彭罗陆杨，这不算什么，在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黄张周？即使在苏联、东欧国家，这也属平常现象。1957年，赫鲁晓夫不也搞出个“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中国要使世界震惊的何止是揪出几个人，而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创建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这是何等令人血脉贲胀，这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毛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将来，“一声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