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漫谈：汉武帝“冠于百王”凭的是哪些功业(2)
5、出击匈奴，是汉武帝最大胆的决策。他克服各种困难，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由于对战争主动权的牢固把握，这一战争后来又具有了征服匈奴的性质。汉武帝以军事胜利为条件实现了汉帝国的疆域扩张，使得南越归服，朝鲜置郡，夜郎入朝，匈奴北遁。而北边军事形势的改变，使西北地区的开发也进入了新的纪元，打通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往的通路。正如秦汉史专家张维华在《论汉武帝》一书中所指出的，这一举措“不仅对于中国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即对于整个东方的历史，亦具有重大意义”。西北方向的长期作战，使社会承受了沉重的负担，据说一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对“武皇开边”的批评，历来音声响亮。唐人有“贰师骨恨千夫壮，李广魂飞一剑长”，“谁知汉武轻中国，闲夺天山草木荒”的诗句。宋人诗作亦谓“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但是清代学者赵翼说，“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近世也多有学者肯定这种“缔造中国疆域之伟绩”。
6、统一货币，官营盐铁，推行均输和平准制度，以及强化重农抑商政策等，作为汉武帝推行的经济政策，使西汉帝国的经济基础得以空前强固。以币制的确定为例，其合理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五铢钱法，轻重适中，自后以迄清末，铸钱莫能出于五铢标准之外。”
7、轮台诏的颁布，是汉武帝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亮点。汉武帝晚年，曾经指使酷吏清查“巫蛊”，导致数万人冤死的空前大狱，这就是西汉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处理“巫蛊”一案的官员在宫中“掘蛊”，利用汉武帝和太子刘据的政策分歧，甚至直接冲犯皇后和太子。刘据无以自明，举兵反抗。汉武帝亲自指挥镇压，双方在长安城中大战五日，死者数万。刘据失败后出城逃亡，因追捕而自杀。事变之后，“巫蛊”冤情逐渐显现于世，汉武帝内心有所悔悟。他命令一一处置迫害太子事中立功受封者，在刘据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念。汉武帝又认真反思刘据政治主张的利弊得失，利用汉王朝西域远征军战事失利的时机，开始了基本政策的转变。他公开承认：“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统统予以罢除！他在正式颁布的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中，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计划，表示当今政事，首要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思富养民”的决心。后来的“昭宣中兴”，因此奠定了基础。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写道，汉武帝有种种过失，“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而，“秦以之亡，汉以之兴”，是因为汉武帝能够“晚而改过”，及时扭转了局势，“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我们在认识汉武帝的业绩时，首先应当明确，对于其成功的肯定，不能忽略专制政治的背景。对于这种成功的历史分析应当是具体的，如果一味堆砌“伟人和天才”，“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这样的颂词，不仅无益于准确地说明历史真实，也不免回复帝制社会臣民奴性心理之嫌。汉武帝虽然史称“雄才大略”，但善政的背面多有祸民的事实。而神仙迷信和长生追求，也留下千古笑柄。清末民初的民主志士易白沙曾经著《帝王春秋》，“举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表而出之，探其病源”，所列诸种罪恶中，“弱民”、“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等，汉武帝均不能免。有的人说，回顾汉武帝的功业，可以振奋民族精神。我们应当明了，现今应当振奋的是鲁迅曾经热情称颂的当时那种“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的精神，借用西汉人的表述习惯，即表现出“奋疾”、“驰骛”、“奔扬”风格的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而必须与民族沙文意识和军事霸权主义划清界限。和汉武帝的功业有关，西汉人形成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烈的国家意识，但是汉武帝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却并不狭隘。比如金日磾的信用，就是明显的例子。劳榦写道，“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这样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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