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盟友到非敌非友 印度大国梦中的中国情结(4)
（4）中国情结在21世纪初的现实回归
经过反思，印度的中国观和国家实力观在21世纪初出现了回归现实的迹象。比如，印度前 外长辛哈认为，“21世纪繁荣和经济指标将成为世界舞台上实力的关键决定因素。”[23]=“印度的新一代战略家、政治家和官员们正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做事虚张声势反而达不到预期目的。一种新现实主义正向印度外交部渗透。”这种回归的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被英迪拉压制的“现实派”的观点。该派认为，印度的实力来自经济实力；美国不是印度的敌人而是潜在的盟友；中国并非印度的主要对手或敌人，但它也不是尼赫鲁所称的“天然盟友”；中国只不过是力图在世界政治新秩序中做出良好表现的国家之一，印度不应受其影响，而应该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步伐来达到相同的目的，即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印度的战略眼光应该高于地缘意义上的中印边界问题。
印度的这种转向虽未放弃“你得我失”的传统安全观，但其超越“1962年悲情”值得关注。前外长辛哈在2003年11月进一步系统地阐述印度对华关系的“新思维”，主张中印两国超越传统的势力均衡游戏而走向合作与双赢。2003年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费尔南德斯和瓦杰帕伊先后访华，实力派人物阿德瓦尼在瓦杰帕伊访华前表示“中印之间可以先把问题放在一边，重点放在合作领域上”，2004年印度新内阁表示“前所未有地重视”中印关系，这些都为印度的转向提供了注脚。从本质上讲，印度的中国情结的现实主义回归是印度的国家实力观和中国观调整的结果。至此可以得出结论：后冷战时期，印度决策精英的中国视角随着国内外形势和印度国家实力观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总体趋势是由“你得我失的零和观”转向 “共存共赢的合作观”。
印度对中国情结的反思
从半个世纪的中印关系看，印度从未构成对中国安全（指领土完整、政治稳定和经济正常发展不受威胁）的真正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印度所谓的“中国威胁”也更多是受到“1962年悲情”和冷战思维的影响。两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将不断受到现有国际权力分配格局的“敲打”，这是双方最大的合作基础。换句话说，中印崛起过程中所受的主要压力并非来自对方，两国完全可以在竞争的同时保持合作的基本面。本节是在假设印度会基本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发展下去、最终可能会实现其魂牵梦萦的世界大国梦的预期中，探讨超越或者更新中国情结的选择。
（一）超越双边关系上的历史恩怨
作为中国情结的关键载体，西藏和边界经常牵动两国国民的感情。印度政府在2003年首次“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在西藏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随着“藏独”势力日渐过气，西藏问题在印中关系中的地位将慢慢下降。困扰两国多年的边界问题则需要双方妥协才能最终解决，政治家们都不可能在没有国内大体共识时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因此双方需停止恶意宣传和不切实际的要求。将来最现实的解决办法也只能是尊重实际控制现状，各自放弃一部分要求。
（二）超越中印之间的“安全困境”
中印巴的“安全困境”是印度中国情结的重要内容：中国与印度邻国发展关系往往被视为挑战印度的势力范围，印度采取反措施又加深中国的担心。肯·博斯（Ken Booth）曾将 “安全困境”分为“疏忽导致的”和“故意导致的”两种。中印之间的困境属于前者，因为中国南亚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周边的安全和稳定，挑动印度与其邻国的矛盾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印间的“安全困境”惟有通过印度改善与邻国关系来摆脱，而不能以牺牲中巴友谊等为代价。中国与印度邻国的关系需要维持与拓展，这并不是出于抗衡印度的需要，而是中国必须与这些国家发展正常关系使然。“安全困境”产生的重要原因是信息沟通的失败。若能建立稳定的中印防务交流机制、增加中巴合作的透明度，或能对缓解困境有所助益。
（三）重视印度，挖掘两国的共同利益
如前所论，得到其他大国的重视是印度大国梦的一部分。与印度格外关注中国相反，中国社会对印度的漠视甚至某种程度上的轻蔑往往加深了印度人的“1962悲情”。中国媒体对印度的报道多是列车出轨、导弹试射、热浪死人、种姓冲突等负面消息。印度的军购往往被国内媒体说成“勒紧裤带搞霸权”，是否印度加强军备都是为了霸权？中国的军购与印度的军购有何区别？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的答案可检验国人看世界的心态是否健康。不管印度在经济、军事上的实力是否名至实归，中国都需要更多地了解和重视自己的大邻居。印度的崛起对中国是机会还是威胁，当然主要取决于印度对华政策的价值取向，但中国若能密切跟进印度的局势，并在其成长的不同阶段采取合适对策，仍能将印度崛起的轨道拉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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