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中南局“文革”第一大案的前因后果--中华网--新闻中心

　　

　　陶铸被打倒的时候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包庇李普”算是他在中南局的“罪行”之一。他到北京以后“犯”下了更多更大的“罪行”，这一件就排不上了。

　　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在我家抄到了我和李普同叶剑英的合影。那是1946年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的时候照的。这个机构由中共、国民党和美国三方共同组成，任务是调处日寇投降以后中共和国民党的军事冲突。叶剑英是这个常设机构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我当时做翻译工作，李普是新华日报特派员兼新华社的特派记者。

　　这下可好了，连叶剑英都扯在里面了，这个大案马上又变成“要案”了！人物越大，案件越重要，这当然毫无疑问。叶剑英那时的本职是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加新四军)的总参谋长，人称“参座”。这回真是钓到大鱼了！

　　我记得军管的头头刘组长有一次提审我，没有一个专案组的或中南局的人在座，满屋子都是北京来的军人，看样子全是军官。那气氛真是严肃到了极点。他们一言不发，而刘组长提的问题，都是有关叶剑英的。我只是一个小翻译，能知道什么？只能实话实说，一问三不知。我当时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叶剑英那样感兴趣。

　　原来这个“案子”又同我父亲有很大的关系，应当说是有极大的关系才对。我父亲是国民党里的一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算很小，特别是他的“背景”很不简单。抗战期间他做过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书记长，少将头衔。这个“书记长”毫无实权，是摆样子的，根本不能同我们这边的“政委”相比。但是他的“背景”非同小可，他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上将的亲信。日寇投降后，钱大钧接收上海，叫我父亲当了上海市政府的人事处长。钱大钧下台，他也就回老家苏州，弃政从商，当了苏州四明银行的经理。解放前夕，他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联合当地士绅迎接解放，解放后送我的弟弟妹妹参军，他自己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当了苏州工商联的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市政协委员。但好景不长，他被打成右派，接着又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坐牢。到他死后，1989年才平反。

　　我这样的家庭，当然不会被放过。这个案件上挂下联，上至叶剑英，下至我父亲，从北京到广州、到香港。这个“特务网”越编越像真的，越编越大。有一个专案组的人直言不讳地问我：你父亲派你到共产党内来，你为你父亲干了些什么？还有个人问我：“我们没有饭吃才参加革命，反正至多是个死。你有吃有穿，是个大小姐，还上了大学，为什么要革命、参加党？”我说：“人除了吃饭，还有理想。”他说我这话毫无道理，是十足的狡辩，是一派胡言。从他说话的神情看得出来，他是非常严肃地说的，那是他的真心话。

　　他们已经肯定我是我父亲派进共产党内来的，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突然想到，我曾从我父亲那里搞到过情报。我就说：“我没有为我父亲做任何事情，反倒是从我父亲那里搞到了情报，如国民党的‘防止异党活动方案’以及国民党全部兵力的部署等等。”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果然去调查了，这些情报确实发到了延安，还得到了延安的表扬，不过我自己一直不知道，这在地下党并不奇怪。这样我才得到了“解放”。1972年我先“解放”了，然后李普才有“解放”的可能。严格说来，是我的家庭出身连累了他。入党以后我无数次填表，这些事从来没填过。这类事是一个共产党员分内的事，是应当干和必须干的，有什么好填的呢。

　　其实还不止这两件，我还曾利用那个后勤部的汽车，输送过好多位地下同志通过青木关，离开重庆。青木关是走出重庆往北去的一个重要关口，检查很严。我对后勤部的有关人员说，我有个朋友要搭便车，请你帮个忙。约定上车的时间和地点，就平平安安走了，而且不用花钱。但是这些事我不能说，走的人是谁，我没见过面，姓名、时间、人数更说不清。我决心不提这些事，否则岂不是自找麻烦，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那时，李普已被关单间隔离审查，我被关在办公室里接受审查，区别是我还可以定期放回家去洗澡。我每天要写交代材料。我把我的家庭，参加革命的经过，接触的人，做过的工作，事无巨细都写了。近年来读到李锐的诗，其中写延安整风的诗有这么一句：“悠悠日夜旧山窑，恨不心肝挖出瞧”，我深有同感，当时我就是这种心情。

　　我想不明白专案组究竟怀疑什么。有一天，我去找我的专案组组长，我对他说：“你把我关单间吧，你们究竟怀疑什么，究竟还有哪些我没说清楚，你只管问，我保证如实回答。如有半句假话，甘愿受任何处分。”他并没有把我关单间，只说：“你再想想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但我还是要感谢他和专案组一些有良知的同志。他们没有冤枉我，如此错综复杂的大案、要案，经过跑遍全国的内查外调，终于烟消云散，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李普档案中那顶“特嫌”的帽子也拿掉了，恢复了清白之身。所以，有朋友对李普说，他是“文革”的得益者。可是，这个“益”实在来得太不容易了！

　　前几年李普才知道，首先要感谢的是他们政策研究室的苏如拭和黄书泰两位，又特别是苏如拭，他们不相信李普是坏人，主动请求外调把这件事弄清楚，得到了军管小组的批准。李普说，苏黄两位是他们政研室公认的两个最守本分、最老老实实的人。最近我们到广东，见到了当年研究室许多老朋友，李普为了再证实一下这件事，当众问道：“老苏，我档案袋里确实有一顶‘特嫌’帽子吗？”老苏回答：“有啊。”

　　我想，我们真是运气好，要是没有他们两位自告奋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