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风流：红军之父朱德元帅的最后军礼（图）--中华网--新闻中心

　　
　　解放后，中央考虑朱德年岁大了，就尽量减轻他的工作。为此事，毛泽东找朱德谈过多次。对于毛泽东，朱德是深为了解的，从井冈山到中南海，两人几乎一直在一起。他敬佩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才能，也甘愿做个副手，协助统帅打天下，建设新中国。他二话没说，愉快地接受了中央的安排。1959年，他在第二届全国人代会上当选为人大委员长，直到逝世。

　　朱德经常住在空气清新的北京郊区玉泉山，对中南海里的事不太留意，特别是会议桌以外的事就更不在意了。尽管他每年要数次下到基层，倾听群众的声音，但对中央内部的事情却知之甚少。他本人如兰花一般高洁，对别人的事从不拨弄是非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眼看这世界“一天天乱起来”，他才不合时宜地忍不住唠叨几句：“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也是反革命，他也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还怎么改正错误，没有余地啦!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没有路可走了。不行!这个问题要解决，一定要解决!”

　　1966年春节期间，朱德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达杭州。康克清与他见面后，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就关心地问：“你有什么不好过?”“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不会没有什么吧!”

　　几十年的相处，康克清对朱德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使丈夫不舒心的事。她再三询问，朱德还是不说。

　　过了一会儿，朱德的秘书悄悄对康克清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说罗有篡军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部长等职务。后来康克清问朱德是否为上海会议的事心情不畅。朱德叹了一口气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了。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得安宁了。”

　　上海会议的情况康克清并不清楚，但朱德说的这几句话却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此后，朱德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面对这纷乱的世界，他以沉默代替了一切。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沉默无法摆脱明枪暗箭。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点起了十年动乱的“文革”之火。在这次会上，林彪作了长篇发言，蛊惑人心地大叫党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他在会上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指名批评攻击党中央几位领导人，特别点了朱德的名，把朱德不赞同他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同时，康生散布朱德是空头司令，是党外人士等流言蜚语。“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和林彪在军内的亲信，也恶毒地散布“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当领袖”、“老机会主义者”……这年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等，公开攻击朱德。在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等的支持和策划下，一个打倒朱德、批斗朱德的狂潮在“文革”初期，就已开始兴起。其实，朱德对党内所发生的一切是有看法的，他不理解，也说不清。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他忧心忡忡地说：“在‘文革’中，我觉得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我怕……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上的乱子。” 于是，没过多久，在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出面，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一夜之间，五花八门的诬陷之词，飞上了北京大街的墙上，什么“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的帽子都朝朱德扣过来，甚至叫嚣要把朱德“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

　　朱德在玉泉山听到这些消息，连忙赶回中南海的家中。汽车刚开进中南海西门，远远就看见各种纸张的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老帅的心一下揪紧了：中南海怎么乱成了这样呢!等车开到家门口，朱德发现不但墙上有大字报，而且连脚下的路上也是大标语。他很奇怪，自己哪来这么多“罪名”，连北京城都快装不下了。于是他凑近去看，看过一篇又一篇，除了一些空洞的叫喊，就是吓人的大帽子，千篇一律就是一句话：“反对毛主席”。这可真是天大的诬蔑：谁人不知当年红军是“朱毛”，朱德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那是共和国一块奠基石，怎么能砸开来，一块涂上红，一块涂上黑呢?

　　那几天，朱德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半晌，除了喝茶，就是叹气，反复说：“是我的，我承认；不是我的，谁写的谁负责。康克清过来问他哪里不舒服，他答非所问：“只要主席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不要害怕，个个都是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形势会一时很紧张，总不会一直这样紧张的，社会最终还是要安定的。”然而这个过程却是漫长而又令人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