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破译：文革中彭德怀在软禁的日子里(组图)(2)
中央专案小组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提审彭总一次。将彭总和负责监护的哨兵一起带走。这一次，正好茅飞值勤。轿车驶到五棵松后，一直向北，开到四季青公社的一个农村小院。
茅飞想跟着彭总进审讯室，被一名长得白白净净的专案人员挡住。彭总被带进一间很大的房子里。专案组的人坐在椅子上，面前摆放着一张咖啡色的油漆办公桌。彭总坐在特制的约半米长的木凳上，凳子用黑漆刷得油光闪亮而且较高，彭总坐在上面好像是半坐半站。
每次审讯，彭总总要和专案组的人发生争吵，往往气得面红耳赤。回来的路上，茅飞小声对彭总说：“有话好好说么，何必跟他们吵呢？”
彭总叹了口气说道：“他们都是不讲理的。想当初，他们在我手下工作时，温顺得比绵羊还老实，现在看我无职无权落了难，都想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嘛，我就是态度再好，他们也不会替我说一句公道话的。”
转眼到了盛夏，骄阳似火。彭总的监护房里就像一个蒸茏。他身上患有皮肤病，每次洗澡后，他都要浑身涂上药膏。背上够不着，茅飞就进来帮他涂，还常劝他给中央写个报告，请求住院治疗。
彭总总是这样说：“不麻烦组织了，我身体还能挺，实在熬不下去时再说吧。比起死难的烈士们，我还是幸运儿呢！”
夏天的衣服不够穿，他就把那件破了的圆领汗衫补了又补。说心里话，负责监护他的哨兵们最不愿他缝补衣服。每次缝补衣服时，按要求哨兵必须紧靠着他，预防他自杀。
一次，彭总发高烧达到40度，嘴唇起泡，浑身发烫，哨兵马上报告连长，连长立即请示中央专案组。最后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后，茅飞和另外两名战士将彭总送进301医院治疗，住在西楼将军楼204室。
经过紧张的三天抢救，彭总才清醒过来。
“我在哪里？”彭总问茅飞。
“在全军总医院为你治病呢。”茅飞俯下身子对他说。
彭总嘴角露出笑容：“谢谢你们！”
“是周总理批准让你来的。”
彭总点点头：“周总理是个好人，是大好人哪！”
过了一会，彭总问茅飞：“今天几号了？”
茅飞看了一下日历回答：“今天是1969年8月11日。”
茅飞和彭总正聊着，专案组的人突然来到病房，他们看了彭总的气色和病历，马上通知哨兵让彭总出院。其中一个高个子的还说：“放心吧，他死不了！”
彭总一听，愤怒地吼道：“是的！我不会死的！我向马克思报了几次到，马克思都不收我，让我回来了！我不能戴着这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死掉！这顶帽子不摘，我是死不瞑目的！”
这天天气特别闷热，彭总由哨兵搀扶着上了红旗轿车，重新回到监护小院。
司务长拿着工资表让彭总签字，司务长说：“你大病一场，这个月是否买点西瓜、水果保养一下身体。”
彭总摇摇头：“不用了，还按老规矩办。除了伙食费、看病的医药费，其余全部交党费。我永远不能忘记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那你也该考虑一下你的身体呀！”茅飞忍不住插了一句。
彭总望着他们，脸上微露笑容：“我知道你们是好意，但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来我不能为党和人民工作，而人民却给了我很多很多，我不能再加重人民的负担了。这样做，我心里会好受些。你们就按我的话去做吧。”
有一天，彭总抽一个机会对茅飞说：“你关心我，这个情我领了。但是我劝你还是和我划清界限，不然你会受连累的。我的侄女经常表示想来看望我，我没有答应。我怎么能连累你们呢？我不怕死，死对我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事没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见毛主席！”
“他们不会让你见的！”茅飞气愤地说。
彭总的神色暗淡了。他叹了口气，摇摇头说：“我失去的机会太多了。我知道，我的毛病就是性子太直，爱讲老实话，被小人利用，离间了我和毛主席的关系。我也知道，我见毛主席的可能性不大，他太忙，不会把我的请求记在心上。但是我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毕竟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历史是最无情的，我相信历史会对我作出公正的评价。如果我见了毛主席，也会对他说明这一点的。”
打这以后，彭总每次在被提审的时候，都向中央专案小组的人要求重新工作，要求见见毛主席和周总理。有时候他还激动地喊道：“我身体还可以干几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工作？我还可以为党再工作几年啊！”
在黄永胜的指使下，“彭德怀专案组”写了一份《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说什么“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彭德怀与世长辞，结束了他76年的顽强生命。(摘自《传记文学》柳守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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