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找到徐星时，他正在重灾区什邡埋头帮村民重建家园。 
袁建和梁东是崇州灾民的“义务保安员”。 
颜婷细心地帮陈念儒洗头。 这是一支独特的返乡队伍。29个人有男有女，在广州出发后却各自孑然一身钻上火车。和5月12日以来无数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一样，他们要赶往四川，那片被撕裂的土地。
只有特别细心的人，才会注意到他们的与众不同——低垂着头，不爱与人搭讪，男人大多剃个光头。
6月20日中午，17岁的徐星（化名）回乡刚好一个月。站在红星村村民何安贵家屋顶上帮忙重建的他现在是一个志愿者，没有人知道少年隐藏的秘密。
5月20日，广州司法局要求9个劳教场所统一放人——依法减期，提前释放余期在3个月以内的29名四川籍劳教学员，让他们返回家乡。
“我们在做一个试验，我相信人的本质是善的，在大灾难面前扬他们的善，展现人性。”广州市司法局局长卢铁峰与劳教局政委廖伯祥说起这个大胆的决策，都喜欢用“一锤定音”一词。
当然，他们也不讳言决策背后存在“放虎归山”的风险。司法界的反响很强烈，行内人说广州正在进行一项应对特大灾难的“司法实践”；江苏徐州等地却悄然跟上，陆续效仿。
29个人返乡后都干了什么？本报记者跟随干警，找到隐藏在灾民中的他们。
文/图本报特派记者廖杰华、邱瑞贤通讯员汤白云
（因涉及未成年人及保护隐私，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徐星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个。他回乡刚好一个月，头发已经长出来了。
什邡市湔氐镇的气温有点高，徐星手里有根钢筋，任务是撬下屋顶仍完好的椽子。他已记不清何家是第几站，说自己只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几天里，来探望他的广州市少教所周副大队长目光里总是惊讶，“也许因为地震，也许因为提前解教，他有了很大的变化”。
“无论做多好都是打骂” 离开广州市少教所那天，距离徐星的最终解教期——2008年8月21日还差60多天。2007年7月22日，他因“与同伙在昌岗中路南方花园附近的人行道抢夺事主价值人民币2011元的项链一条，被决定少年教养一年”。
每一个曾经桀骜不驯的少年背后，都有自己的心灵创痛。
徐星的家在四川省达州市。最初，徐星的父亲是海南建筑工地的一个小包工头，爱赌；回到四川后，父母在镇上租了几个门面做生意。不久后，徐父因卖黄碟而进了派出所。
从派出所出来，徐星的父母卖了门面到汕头去打工，却被骗搞传销。不久，徐母独自一人回到四川，说了句“你爸爸说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之后，徐星就再也没见到父亲。
“那时我刚上初一，曾拿过全年级第三名。每天早上我总是把饭做好，把碗洗好再上学”。但在徐星的记忆里，无论做多好，母亲总是打骂。
“我这么听话，却过这种日子，还不如像姐姐一样玩”。初一下学期，“我用铁棍打断了同学的肋骨”，他对教导主任说，“不用你开除，我现在就不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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