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魏铭言廖卫华）今年年内，北京一些三级医院将试点开设“助困病房”。昨天，针对政协委员的建议，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邱大龙说，“助困病房”目前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计划，比如在医疗技术较高的大医院开设，专门抽调一定比例的床位和医护人员，助困病房设立主要的诊疗及手术项目。
委员建议
国有医院应拿出一定床位助困
北京市政协委员左立臣在本次政协会议上建议，北京市每家国有市属、区属医院都应拿出一定比例的床位作为“助困病房”，专门用于救治贫困患者。
身为公司工会主席的左立臣在开会间隙去医院看望了两名困难职工，这两名职工患病需要血液透析，至少几万元的医药费没有着落。
“现在，北京市很多贫困职工是因病致贫，因病致困。”左立臣说，目前的医保政策难以救济贫困群体的看病难题。
左立臣建议，“助困病房”的医疗费用应该采取“三方筹集”的方式，“市区两级财政补贴一点、社保医保扶植一点、市区医院让利一点”。而且，医院还应该选用适宜技术，控制医药费用，对“助困病房”的患者采取免收挂号费、减收门诊诊查费和部分检查、治疗费等优惠措施。
至于“助困病房”患者的入住条件，左立臣认为应该限于低保人群和医保规定的患五种大病的人员。
左立臣表示，在惠民医院还没有覆盖到城区的情况下，“助困病房”是在这一时期为急需救助的贫困患者采取的过渡措施。一旦医改完成之后，医疗体系能够覆盖这类人群时，“助困病房”就可以恢复为普通病房。
部门回应
“助困病房”面向外地在京人员
设“助困病房”的前提是划定接诊患者的范围。“目前有两种方案。”邱大龙说，一是只针对北京市的低保、特困户，那么就不存在太多身份认定问题，因为这些患者应该在基层或就近的低保定点医院就已经出具了低保或贫困证明。
但根据现在北京市的人口构成状况，邱大龙表示，“助困病房”必须考虑流动人口中贫困人群的疾病救治。因此，市卫生局的第二种方案是，“助困病房”不仅转诊、收治北京市的低保、特困患者，还要面向患了急症，但经济窘迫的外地在京流动人员。
对流动患者贫困程度的认定，邱大龙说，目前市卫生局正在分别与建委、民政等部门联系，拟请流动人口聚集就业的相关部门，为特困的危重病人员出具证明。比如，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的身份证明应由建委出具、保姆所在的劳物服务公司应该从属于民政部门。
除确定收治对象外，邱大龙表示，市卫生局还在调研制定“助困病房”床位数量、需要开设的诊疗项目、对不同贫困程度患者的优惠减免幅度，以及医生的抽调方式和收入保障。
谈及开设“助困病房”资金来源的问题，邱大龙也认为很棘手，“如果政府财政难以尽快支持，只能暂时由各个医院来负担。”
王岐山向医生代表问计“看病难”
表示医疗事业不可能完全市场化，请医院院长支招
本报讯（记者赖颢宁蒋彦鑫）昨日，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医生代表最多的西城区代表团，问计“看病难、看病贵”。他说，社会公益性的东西，“该政府养就得政府养。”
“你们有什么招吗？”
王岐山说，自己现在关心的是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因为现在北京已进入老龄社会，老人要看病，而新生的孩子们也要看病，而这个问题“中央都着急”。而从网上信息来看，这几乎成了百姓关心的焦点。但他认为，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很难。
继而，他的目光在同仁医院院长韩德民、北京中医院院长王莒生等代表身上扫过，“你们有什么招吗？”
问题就出在体制上
陈济生代表说，看病难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医疗网点的布局不合理，目前城市向周边发展，但医疗机构都是历史建下来的，大部分都在城区。如果把医疗网点的布局作为强制性的政府行为，就能解决就近看病的问题。另外是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当年农村有赤脚医生，现在连赤脚医生的概念也没有了，现在村里的人看病必须在大城市看病。她还认为，看病贵的问题，是因为现在医院没有明确是公益性的还是盈利性的，公益性的医院政府应该正式拨款，药品不能有任何差价，完全招标。
王岐山接过话题说，国外的公益性医院就是这样的，价格都是定的，做手术不是抢救性的，得排队。如果着急，医疗保险就不管了。
他说，现在问题就出在体制上。百姓看病，特别是收入拉开后，低收入群体是最难的。“但是家里再穷也不能不给看。”王岐山强调，对这个问题，政府对上对下都应该有所交代。
他的观点是，医疗有部分应该是公益性的，是社会公益性事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市场化，特别是针对低收入群体。他说，中国香港就是这样的，自己曾进行过调查。
可以花钱让医护人员下乡
去年12月，北京市政府曾经组织过人大代表，座谈“十一五”规划纲要方案。王岐山说，当时王莒生的发言对自己很有启发。王莒生当时提出，医生下乡一定要出台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