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苏联的十年论战:中苏从联盟走向彻底决裂(1)
2009-04-08 16:54:39 中国网 【 查看评论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个具有十分重要影响的大党。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席卷了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涉及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论战规模之大,内容之广,斗争之激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场论战使中苏两国国家关系恶化,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影响和改变了国际局势和战略格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由来已久。早在30年代初,斯大林和苏共支持中共党内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错误地分析中国的形势,把国民党作为主要支持对象,而没有给中共领导的军队以应有的援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对中共不信任。但后来斯大林也承认,自己在中国问题上提出过一些错误的意见,给中国党增加了不少麻烦,并同新中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50年代初,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是很好的。这一时期,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派遣大批专家帮助中国建立了 154个骨干工程,还帮助中国建设海军、空军,中国从苏联购买了60个师的陆军装备和一些飞机、舰艇。双方还经过协商决定,苏联把在大连租用和代管的中国财产、苏联在大连的行政权和长春铁路移交给中国。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1955年撤走了在旅顺的苏军,并将在新疆等地两国合办的四个公司中股份也交还给中国。

    中苏两党分歧始于苏共二十大。当时,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在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几个重大问题上同苏共有分歧。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中共总的认为在这两个问题上苏共有片面性。苏共二十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西方趁机在全世界掀起了反共、反苏的浪潮。中国共产党密切注意着苏共二十大及引起的巨大反响,并及时作出了反应。

    1956年到1957年,中共在中苏两党内部的会谈中,多次向苏共领导人表示了中共的原则性的不同意见。1956年 4月和12月,中共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在驳斥西方反共言论的同时,对斯大林一生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根源和正确解决个人崇拜问题的方法。文章在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同时,委婉地批评了苏共二十大的一些观点,主要是从正面、从原则上阐述中共的立场和观点,没有将分歧公开。

    苏共二十大后不久发生了波匈事件,暴露了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为了对付西方敌对势力的挑战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危机,中共在1956年10月29日派刘少奇率代表团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会谈。在会谈中刘少奇转告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共领导克服大国沙文主义,不要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干涉东欧国家,并建议苏联从东欧撤军。赫鲁晓夫表面上接受中共的建议,但实际上并未采纳。从后来的发展看,波匈事件在两个方面对中苏关系起了消极影响。一方面,苏联在处理波匈事件过程中的大国主义做法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警觉,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党和政府在处理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中的独立自主意识;另一方面,苏联领导人对中共对他们的批评感到这个势头有损苏联在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于是视中国为其潜在的竞争对手,必须予以压制和打击。这加速了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

    1957年11月,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活动的世界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齐聚莫斯科,并在这里召开了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在会议期间,赫鲁晓夫企图把苏共二十大的观点写进会议将发表的《莫斯科宣言》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通过与苏共领导进行充分的协商和与其他兄弟党领导人交换意见,包括同苏共领导人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对宣言草案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与此同时,为了顾全和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大局,照顾当时苏共领导的困难处境,在某些方面也作了一定的让步。在中共的努力下,《莫斯科宣言》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了重大修改:一是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了非和平过渡道路;二是在讲议会斗争时,也强调议会外的群众斗争。莫斯科会议虽然在表面上显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力量,但没有真正解决各国党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这以后,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分歧与矛盾逐渐公开化。

    急剧恶化的中苏关系

    中苏两党与两国之间的矛盾从来都是既有原则的分歧,又有利益的争端。中苏关系中的矛盾从主要方面看,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反映在双方外交事务中的利害冲突以及苏联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使中苏关系全面陷入僵局。

    1958年在中苏之间发生有损中国主权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以后在台湾海峡危机和1959年的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苏联指责中国,这加剧了中苏之间的分歧。

    1958年 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建议由中苏共同建设一座长波电台,其中大部分资金由苏联承担,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企图在电台的主权上做文章。6 月,中国给予明确答复,表示不同意苏联建议。中国主张由苏联给中国以贷款和技术援助,建台的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承担,电台主权属于中国,中苏共同使用。为此,毛泽东后来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反复强调: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这个问题最终不了了之。不久,苏联利用中国要求苏方在海军建设方面给予新的技术援助的机会,又提出无理要求。同年 7月,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会见毛泽东主席时,转达了苏共中央关于“中苏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的建议。毛泽东认为,同合资建立长波电台一样,建立共同潜艇舰队也是涉及中国主权的政治问题。他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中国主动撤销了关于苏联为中国新型海军舰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并明确拒绝了苏联的这个建议。

    7月底和8月初,赫鲁晓夫在访华期间就这两个事件进行了掩饰和辩解,推托说,合资建设长波电台的建议是由马利诺夫斯基提出的,并未经过苏共中央的讨论。至于建立共同舰队的事件,则是由于尤金传达错误而造成的误会。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暴露了苏联要控制中国的野心,也显示了中国独立自主、捍卫主权的决心。

    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双方在对美政策上矛盾越来越大,成为两国国际战略分歧的主要内容。由于中美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反对美国威胁一直是中国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核心,而赫鲁晓夫上台后,加紧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力图将中国外交纳入其全球战略轨道。中苏两国国际战略的分歧与对立,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双方国家利益的根本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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