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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政治分析(2)
一是除了人民币汇率问题，双方还可以谈谈美元的汇率问题。拥有产业背景的财长向来主张通过弱势美元提升美国产业竞争力；华尔街出身的财长向来主张通过强势美元维护美国的金融利益。去年以来，美元的国际地位渐趋下降。俄罗斯、伊朗等国采取了对外贸易用欧元结算、官方外汇资产组合中包含更多欧元资产等多项“非美元化”措施。这些措施已经起到了追捧欧元、压制美元的作用。与一次性大幅升值相比，人民币稳步升值实际上维持了中国对美元的需求，在客观上起到了支持美元国际地位的作用。鉴于中国经济金融调控体系自身的脆弱性，即使未来人民币实现区域化，也必然需要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用于人民币信用的背书。因此，双方可以将人民币升值问题与美元贬值问题放在一起讨论。
二是除了中国的金融开放，双方还可以谈谈美国的金融市场准入状况。随着去年12月11日加入WTO过渡期结束，中国金融服务领域开放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目前，十几家美资银行在中国开设了一百多家分支行及代表处。早在2004年底，中国就对外资保险公司取消了地域限制，外资在国内可开展除法定保险以外的全部业务。反观美国，在银行、保险等领域的开放程度低得难以置信。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中资银行申请在美国设立营业机构多次被美方拒绝。美联储等监管机构从母国综合并表监管、资本充足率及不良资产率、信息披露、反洗钱措施等方面提出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在保险业方面，美国许多州规定，外国保险公司在没有准入立法的州经营保险业务，要以先在其它州有商业存在为前提。许多州规定，除非外国保险公司已被其它州批准，否则不得在本州岛内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这实际上剥夺了外国保险公司进入的机会。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金融企业不可能对美国大量投资，但进入美国市场毕竟是中方的权力。美方没有理由在压中国市场开放的同时，以国内法、联邦分权为理由，关闭本国市场。
三是中美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环保、能源等领域的共同利益也越来越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正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需求，此方面不存在政策问题，只存在执行问题，对此双方已有共识。同样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和石油主要进口国，中美双方合作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得到挖掘。
双方参与对话的部门在本国并不具同样影响力
美方参与首轮对话的高官包括：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美联储主席、贸易代表，以及劳工、卫生、能源部长等主要经济部门首脑。中方参与对话的是吴仪副总理，以及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农业部、卫生部、信息产业部等对口部门负责人。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由于相关信息、统计数据的分割持有，中国的政府部门在相关业务领域具有很强的决策控制权，而美国的相关政府机构很难掌握类似的权力。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存在众多的行为者，他们都试图对相互竞争的目标进行妥协。总统及其外交班底在对外政治经济政策领域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而国务院、商业部、能源部、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等行政机构则主要是作为政策的执行者而存在。
有趣的是，虽然中国的政府部门很权威，但一些具体问题出现时，美方会发现很难找到能全权负责的部门来回答他们关心的问题。因为，就一些重大问题决策，中国各政府部门之间存在复杂的讨价还价、共同决策过程。比如QFII、证券市场的监管者可能希望通过不断增加额度，推动、维持市场繁荣，而人民银行则可能从控制流动性的角度，希望控制节奏。最终的QFII规模是不同部门之间妥协的结果。
双方类似部门的职能差别很大，最为典型的是美联储与中国人民银行。美联储不属于政府序列，在本国利率政策方面拥有很强独立性，“一个政策工具实现一个政策目标”的观点对该机构有很大影响。多数联储理事主要从国内增长、通胀、就业三个角度决定利率政策，并不着眼于美元汇率走势，美联储主席也很少在经济外交场合露面。而人民银行除了负责利率政策外，还主导汇率政策的制定，人民银行行长与财政部长共同出席八国财政会议。如此内外均衡政策决策权于一体的体制，在主要经济大国中极为罕见。中美双方财政部的地位也很大。美国财政部居于政府经济部门之首，财政政策主要出自该部门，相当于中国的“半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加财政部”。
体制差异也是对话的障碍
在对华交往过程中，借口国会因素向我施压、“唱红脸、白脸的双簧”，是美国行政当局的传统技巧。但建立在充分决策民主基础上的政策政治过程，也确实为持各种对华观点的人以各种方式介入对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能。关于逆差、人民币汇率等全局性问题，美国的各类机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相当客观的结论。他们有渠道将自己的意见上达决策层，使决策者清楚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美国行政部门中也有一个复杂的官僚科层结构，这些官僚机构在对华事务上有着很强的政策惯性，强调自己的逻辑，有着自己的行事方式。在白宫、国会的对华政策转向之后，这些行政机构往往只有在发生较大的人事调整甚至倾轧之后，才能转过弯来。但是，通过“旋转门”制度，那些掌握足够知识、拥有必要政治基础、真正具有全球眼光的优秀人物，能够通过便捷的渠道进入最高决策层。此一点也是民主制度下官僚机构的活力所在。
关于中国的行政体制、尤其是官员选拔任用机制的优劣，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者们已有非常清晰的表述，无需赘言。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对话双方确实有着非常不同的背景：一方在传统官场文化中浸淫数十年，以行政为终身追求的目标；另一方则转战商场、学场、官场，从未打算将公务员作为终生职业。中方偏爱考虑长期、通盘考虑问题。在老成谋国者看来，某某在对华政策上一直待我不薄，可以做出某种姿态，让对方在国内有个交代。而对方则考虑，时不我待，要对得起任期，能换取我方作出多大让步，就收获多少，以便为下一步“旋转”积累资本。
二是除了中国的金融开放，双方还可以谈谈美国的金融市场准入状况。随着去年12月11日加入WTO过渡期结束，中国金融服务领域开放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目前，十几家美资银行在中国开设了一百多家分支行及代表处。早在2004年底，中国就对外资保险公司取消了地域限制，外资在国内可开展除法定保险以外的全部业务。反观美国，在银行、保险等领域的开放程度低得难以置信。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中资银行申请在美国设立营业机构多次被美方拒绝。美联储等监管机构从母国综合并表监管、资本充足率及不良资产率、信息披露、反洗钱措施等方面提出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在保险业方面，美国许多州规定，外国保险公司在没有准入立法的州经营保险业务，要以先在其它州有商业存在为前提。许多州规定，除非外国保险公司已被其它州批准，否则不得在本州岛内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这实际上剥夺了外国保险公司进入的机会。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金融企业不可能对美国大量投资，但进入美国市场毕竟是中方的权力。美方没有理由在压中国市场开放的同时，以国内法、联邦分权为理由，关闭本国市场。
三是中美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环保、能源等领域的共同利益也越来越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正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需求，此方面不存在政策问题，只存在执行问题，对此双方已有共识。同样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和石油主要进口国，中美双方合作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得到挖掘。
双方参与对话的部门在本国并不具同样影响力
美方参与首轮对话的高官包括：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美联储主席、贸易代表，以及劳工、卫生、能源部长等主要经济部门首脑。中方参与对话的是吴仪副总理，以及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农业部、卫生部、信息产业部等对口部门负责人。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由于相关信息、统计数据的分割持有，中国的政府部门在相关业务领域具有很强的决策控制权，而美国的相关政府机构很难掌握类似的权力。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存在众多的行为者，他们都试图对相互竞争的目标进行妥协。总统及其外交班底在对外政治经济政策领域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而国务院、商业部、能源部、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等行政机构则主要是作为政策的执行者而存在。
有趣的是，虽然中国的政府部门很权威，但一些具体问题出现时，美方会发现很难找到能全权负责的部门来回答他们关心的问题。因为，就一些重大问题决策，中国各政府部门之间存在复杂的讨价还价、共同决策过程。比如QFII、证券市场的监管者可能希望通过不断增加额度，推动、维持市场繁荣，而人民银行则可能从控制流动性的角度，希望控制节奏。最终的QFII规模是不同部门之间妥协的结果。
双方类似部门的职能差别很大，最为典型的是美联储与中国人民银行。美联储不属于政府序列，在本国利率政策方面拥有很强独立性，“一个政策工具实现一个政策目标”的观点对该机构有很大影响。多数联储理事主要从国内增长、通胀、就业三个角度决定利率政策，并不着眼于美元汇率走势，美联储主席也很少在经济外交场合露面。而人民银行除了负责利率政策外，还主导汇率政策的制定，人民银行行长与财政部长共同出席八国财政会议。如此内外均衡政策决策权于一体的体制，在主要经济大国中极为罕见。中美双方财政部的地位也很大。美国财政部居于政府经济部门之首，财政政策主要出自该部门，相当于中国的“半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加财政部”。
体制差异也是对话的障碍
在对华交往过程中，借口国会因素向我施压、“唱红脸、白脸的双簧”，是美国行政当局的传统技巧。但建立在充分决策民主基础上的政策政治过程，也确实为持各种对华观点的人以各种方式介入对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能。关于逆差、人民币汇率等全局性问题，美国的各类机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相当客观的结论。他们有渠道将自己的意见上达决策层，使决策者清楚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美国行政部门中也有一个复杂的官僚科层结构，这些官僚机构在对华事务上有着很强的政策惯性，强调自己的逻辑，有着自己的行事方式。在白宫、国会的对华政策转向之后，这些行政机构往往只有在发生较大的人事调整甚至倾轧之后，才能转过弯来。但是，通过“旋转门”制度，那些掌握足够知识、拥有必要政治基础、真正具有全球眼光的优秀人物，能够通过便捷的渠道进入最高决策层。此一点也是民主制度下官僚机构的活力所在。
关于中国的行政体制、尤其是官员选拔任用机制的优劣，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者们已有非常清晰的表述，无需赘言。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对话双方确实有着非常不同的背景：一方在传统官场文化中浸淫数十年，以行政为终身追求的目标；另一方则转战商场、学场、官场，从未打算将公务员作为终生职业。中方偏爱考虑长期、通盘考虑问题。在老成谋国者看来，某某在对华政策上一直待我不薄，可以做出某种姿态，让对方在国内有个交代。而对方则考虑，时不我待，要对得起任期，能换取我方作出多大让步，就收获多少，以便为下一步“旋转”积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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