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障碍

    官员财产申报的复杂性之一为“涉及面广”，即牵涉到家属、近亲。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长义认为，从我国的国情看，公务员个人财产与其家庭财产相互融合，二者界限难以区分。

    如何确保公务员申报财产又不侵犯其他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姜明安也认为，需要解决官员申报和公开其本人及其家庭财产的义务与保护官员及其家庭成员隐私权二者的平衡，需要解决保障社会公众知情权与保护官员及其家庭成员进行有关市场交易活动的商业秘密二者的平衡。

    通观各国、地区官员财产申报规定，申报主体不尽一致，如最早为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英国规定，英国政府官员申报财产和收入只限于本人，而不需要申报子女、配偶、父母和其他亲属的收入和财产。知情人士说，让官员公布家属和亲属的财产，在英国被认为是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很难被大众接受。

    但为数更多的做法是包括配偶、未成年子女在内。如去年底通过《反腐败法》的俄罗斯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应当申报自己、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和收入情况。”

    在绝大部分受访人士看来，申报主体理应包括配偶、未成年子女。在我国已有的两部收入/财产申报的政策性文件中，配偶等其他家属情况也包括其中。

    如果说在配偶方面尚属共识，在子女方面则有较大分歧。韩德云代表与林铭森委员都提议，申报对象应包括另立家庭的成年子女。这方面没有国际惯例，其理由正是现实“国情”，“很多干部子女做生意，靠山都是当官的父亲。”林铭森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崇富也主张：“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做得更加真实彻底、更加符合民意。”

    姜明安则主张，申报主体应限于“一个锅里吃饭的”，若推及成年子女，一来于稳私权不合，二来阻力太大。

    有折衷意见认为，家庭成员和近亲属的财产是否要申报，要看该职务的高低以及涉腐风险的大小。

    一受访人士还担心，不管申报主体延伸到何种程度，财产申报若仓促出台，可能会出现财产大量转移的情况，比如夫妻离婚、向境外亲属转移等，对此应未雨绸缪，准备好防范措施。

    稳定之忧

    在诸多受访人士看来，在各种表层的困难之下，围绕财产申报还有对稳定的深层考量。

    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对本刊表示担心，如果大量官员财产太多、高官子女从商甚众，公之于众，“老百姓会怎么想？”

    林铭森也说：“是不是有些干部担心自己声誉受到影响，或者担心一些高级干部的信誉受影响。”

    韩德云也表示，如果多年来宣传的“干部廉洁奉公”观念和“很多官员拥有巨额财产”的现实形成极大反差，在当前中国社会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引起一些社会震荡，这是一个难题。另一方面，鉴于多年反腐显示出的情况，不少民众心中可能对官员存在“原罪”认识，这一点也需要估计。

    对此，在湖南省委组织部任职的反腐专家王明高曾称，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存在着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一些国家实施财产申报制度后，一些级别很高的官员被查出问题，直接使民众失去了对领导层的信任，比如韩国牵出了前总统卢泰愚的腐败案；另外经济上也存在资金外逃的风险。

    姜明安对此则较为乐观，他说，只要相信绝大多数官员是清清白白做事的，即使有一定数量的官员，其家庭财产中有较多来源不明或来源非法的部分，对之予以公开、查处，不仅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反而会有助于增加人民群众对政府和政府官员整体的信任，有助于加强社会稳定。

    在采访中，有部分受访人士因财产申报制度迟迟“不下楼”而对其出台产生消极态度，透露出信任危机的苗头。

    另外，还有分析人士称，当前干部队伍因级别、地区、领域的不同而导致较大的收入差别，假如行政任命制下的国企负责人财产也要公开，某机关干部调任国企负责人后，收入大增，其他干部可能会想：“同样是党和国家的干部，差距怎么这么大呢？”会否在官员内部引发心理失衡，也值得注意。

    求全之虑

    为减轻推行阻力，韩德云在此次全国人代会上提交的相关建议中提出“三年豁免期”，即自首次申报起的三年内，申报对象若主动上缴全部违法违纪财产、收入及增值收益，可免于纪律处分并减免刑事责任，否则加重处分。

    接下来的网络调查与媒体评论大多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此举乃“降低反腐底线向贪官示弱”，主张对腐败“零容忍”。也有少数人认为，以此妥协换取相关法律出台未尝不可，“坦白从宽”也并不全然违反法治精神。

    从大半的反对之声中，韩德云看到的是财产申报立法将更显艰难。“立法必须接受现实”，若民众期望太高，只会加剧与现实及官员可接受程度的反差，“带来很大社会成本”。

    姜明安也称，正如当年对资本家的赎买政策，也如在引渡中免除死刑的承诺，一定程度的妥协可化解部分阻力，可求得实效。“制度的出台必然要付出代价，豁免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若想一步到位，力求十全十美，很可能反倒搞成僵局，还不如先出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尽管“准备工作要做好，马上推出不现实”，但姜明安强调，不能光等，应当在实践当中慢慢完善。财产申报只是反腐体系与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环，制度的出台无法齐头并进，“正如小平同志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可以让一部分制度先动起来，解决部分问题，又把更多问题带出来，形成制度的良性循环。”

    年初阿勒泰等地方试验带来的有限作用让姜明安对这一制度在全国的推行有信心。为进一步减少风险，他认为可以继续试点，循序渐进。

    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副主席甲热洛桑丹增也对本刊记者表示，从爱护干部、预防腐败的角度看，财产申报乃当前所需，且宜早不宜迟，“推得越晚，陷进去的人越多。”

    从日前有关负责人的多次回应来看，受访人士解读，其态度是尽量将基础工作做扎实，既不至于“走过场”，又防止各种风险。

    中纪委副书记何勇在两会期间表示，中纪委正在想办法制定官员财产公示的有关条例或者规定，新疆阿勒泰的试点经验，将是重要的参考。

    据新疆阿勒泰地区纪检委书记吴伟平透露，不久前，自治区纪检委等有关部门听取了阿勒泰地区纪检委有关此项工作经验的汇报。同时，中纪委也已来电通知，将派人来阿勒泰实地调查讨论。

    “感情不能代替工作”，杜黎明表示，可以参照的是近年公务员统一津补贴改革，也是十几年前就曾呼吁，正是先有了整治小金库等基础性工作，这一改革才得以顺利推进，效果明显。而统一津补贴正是更为复杂的财产申报的前提工作之一，再加上储蓄实名制等，一系列前提工作说明它已在积极推进之中。

    在他看来，“阳光法案”要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会仓促出台，也不会遥遥无期，“等不得，也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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