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号文件也是秘密？
8月25日，夏勇在北京部分党政机关和军工企业相继亮相。据北京电视台报道，由夏勇率领的全国保密工作检查组，对北京上述机构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检查。
可查询的消息显示，这是夏勇自履新以来首次亮相新闻媒体。国家保密局一位官员介绍，此项检查在于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决定》和《保密法》，计划于近期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
“国家秘密就像是地雷阵，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踩上去。”湖南省政府办公厅一位官员说。
他举例说，一位朋友想复印2004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即“一号文件”)。他找到省委翻印的文件时，发现首页上端赫然印着“秘密”两个黑体字。
“这意味着复印中央一号文件内容也是泄密行为。”他说。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洁认为，现行保密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定密机构太庞杂。目前各级行政机关都有定密权，从自己的立场确定应该保密的范围，导致定密过于普遍。
“不该保密的文件被定了密，显然给保密工作增加了难度，提高了保密成本。”湖南省委办公厅上述官员举例称，某市委下发的一份关于向先进人物学习的文件竟然也加密，足见保密文件泛滥程度。
另一个反应较多的问题是，保密部门可对信息事后加密。《保密法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发生、发现泄露行为时，应当……对所涉及的事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重新加以确认。”“正因为这些原因，国内几起泄密案件都存在较大争议。”一位法学专家告诉记者。
由国家保密局完成的一份调研材料称，现阶段政务信息公开与保密存在三大问题，其中即包括“信息公开范围窄但保密范围偏宽”。
“一是有的部门具体保密范围修订不及时，一些明显不属于国家秘密信息，仍然在保密；另一方面，在执行具体保密范围时，随意扩大范围，把不应当确定的事项确定为国家秘密。”这份调研材料如此分析。
外交部解密试点
“目前，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着只定密不解密的现象，大量的信息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国家保密局法规室主任郭杰在其完成的一份调研报告中称。
自1986年就从事保密法制工作的郭杰认为，之所以存在上述情况，在于现行法律对解密主体不明确，权利界定不清晰。
据《保密法》规定，如果原文件没有特殊说明，一般情况下，“秘密”级文件的保密期限不超过10年，“机密”级文件的保密期限不超过20年，“绝密”级文件的保密期限不超过30年。期限一过，文件当自动解密。
2004年1月16日，外交部举行“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揭牌仪式，向国内外开放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部分外交档案。这被视为国务院下属部委政务解密的试点。
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廉正保介绍，首批开放的外交档案形成于1949至1955年，数量上万份。第二批涉及1956年至1960年的8000卷也将于年内开放。到时总开放率达30%.
相关数据显示，美国对1975年以前的档案实行95%对外开放，俄罗斯的开放率大约在80%至90%，而日本已经分13批对1976年以前的档案采取了开放措施。
据介绍，外交部早在1998年便派员了解国外档案开放情况；1999年外交部成立“开放档案鉴定小组”，对相关档案实施解密后再报党中央、国务院审批。
“外交部的这一举动表明了政府在解密工作上做的努力，但个别部门的开放还不够。”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洁评价，116号文件从某种层面上传达出了积极的信号，也表明了一种精神上的苏醒。
政务公开时间表
2003年4月中旬，即SARS在国内肆虐之时，一条消息引起公众注意：已完成起草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被提交至国务院法制办，正式进入立法程序。
普遍认为，针对公开范围的划定，已成《条例》难产的关键。
国务院电子政务示范工程总体专家组成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按国际惯例，除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其余的都应该公开。
《条例》专家起草小组组长、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曾表示，《条例》确立的“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这与以前相比有本质的改变。
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宗建文曾参与了关键章节“公开范围”的起草。据其介绍，《条例》共7章42条，共约13万字，特意列出7项不公开的“例外”，其中包括被《保密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信息、公开后可能会影响司法公正的信息等七方面。
不过，有法学人士认为如此设计“太粗略”，给政府提供的可供解释的余地太大。另一方面，与现行的《保密法》衔接时存在冲突。
“如果《保密法》不修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没法施行，就会处处碰壁。”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洁说。
今年4月14日，国家保密局在汕头召开修订《保密法》座谈会。全国各省级国家保密局主管法规工作的局长、法规处处长全部到会。
国家保密局一位官员介绍，修订工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重新划定保密范围和定密机构，二是细化解密程序。但目前尚不能确定具体时间表。
需提及的是，在《条例》起草专家组名单中，周汉华、宗建文等专家，均为现任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的前同事。“夏勇的履新，无疑有利于缩小《保密法》修订与《条例》制定两者间的沟通成本。”一位熟知《条例》起草的法学专家说。
与政府保密工作改革并行，党内事务信息公开的制度设计也在进行之中。
9月19日，记者从中纪委法规室获悉，中纪委正着手制定《信息公开指导纲要》。
曾于去年参加过此工作讨论的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介绍，不论是人大修改《保密法》，还是国务院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今后都应在《信息公开指导纲要》框架范围内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