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太平天国败亡一百四十年祭（组图）--中华网--新闻中心

　　

　　“历览前贤国与家，盛由勤俭败由奢”。太平天国以反对清朝腐败统治而兴起发展，再到自己因迅速腐败而灭亡，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又一条重要历史教训。

　　用上帝教来治理天国

　　天京内讧后，洪秀全更迷于自己建立的上帝教，并用它来治理太平天国，任人惟亲，朝纲混乱，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第三个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没有先进思想可资利用，往往利用宗教作为发动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从陈胜、吴广篝火狐鸣起，经汉末张角用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北宋王则利用弥勒教起义、方腊利用明教起义，南宋钟相利用巫教起义，元末红巾军、明代唐赛儿利用白莲教起义，直到太平天国同时期天地会利用宗教发动“反清复明”起义等。所有这些起义，都是利用中国流传的多神论宗教，洪秀全则是第一次利用西方基督教独一真神惟上帝来发动起义，以达到“奉上帝之命以打倒偶像及清朝”的目的。洪秀全的上帝教是中西结合、亦中亦西、以中为主的新宗教。

　　无视广大军民的温饱问题

　　太平天国领导人在起义和建国的过程中，一味从分配领域搞“劫富济贫”，不注意发展生产，没有解决军民吃饭问题，也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

　　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实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的圣库制度，这对保障义军的纯洁和供给曾起过积极作用，“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70页）。进军长江流域时，又以“薄赋税、均贫富二语煽惑愚民，是以赍粮资贼者，沿江皆是”（《吴煦档案》第一辑，第129页）。占领南京后，太平天国领导人企图把这种人无私财的均产制度推广到全社会，终于走向乌托邦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待百姓条例》载：“百姓之田皆天王（父）之田，天下之货皆天王（父）之货。”“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赀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75页）故“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75页）可见，太平天国要建立的人间天国，仍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农民仍处于被压迫剥削的最底层。《天朝田亩制度》要求消灭一切私有，消灭商品经济，建立一个二母猪五母鸡的社会，就是明证。

　　太平天国领导人不从发展生产着眼，而一味在分配领域搞“劫富济贫”。正如太平军战士所说：“吾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下积谷之家为仓，随处可以取给”，即“不贾而封殖，不耕而得饱食”（《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69页），结果使得整个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曾国藩说：“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但到了后期，太平军如“行无民之境，……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有能久之理”（《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8，第24页）。天京被湘军围困二年后失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太平天国领导人没有解决军民粮食问题的结果。

　　太平天国为什么跳不出历史上的周期率

　　作为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发展高峰的太平天国，为什么仍然跳不出“其兴也浡也，其亡也忽焉”的怪圈呢？其中又有哪些历史经验教训呢？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太平天国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是代表落后的小农的生产力，是一个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的具有双重性的阶级。他们要建立的人间平等天国，仍然是以巩固小生产自然经济为总目标的旧的农业社会。个体的小农经济是中国二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也是使农民长期处于贫穷落后局面的经济根源。洪秀全与李自成的农民军一样，开始时“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无例外的。然而对于李岩的诛戳却未免太早了”（《甲申三百年祭》）。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也可以说，洪秀全对杨秀清等的诛戮未免太早了。这就是太平天国没能跳出周期率的阶级根源。

　　太平天国没能跳出周期率的政治原因，则是洪秀全搞家天下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历代都行秦政制”，从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起，封建专制统治源远流长，连绵不断，根深蒂固。这是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政治统治形式。正如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归根到底“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不改变小农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必然是高高在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统治。

　　梁启超在谈到太平天国失败思想原因时说：“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是他那种‘四不象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22页）。这就是曾国藩能取得平定太平天国的思想原因，也是太平天国没能跳出周期率怪圈的思想原因。

　　1945年7月4日，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也，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亦渐渐放下了。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时严肃认真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后欣慰地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由此可见，要跳出历史上的周期率，除了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还要靠民主和科学。这是太平天国没能跳出周期率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