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太平天国败亡一百四十年祭（组图）--中华网--新闻中心

　　
　　1853年，太平军胜利攻占金陵，创建太平天国，这是喜剧。1864年，天京陷落，近代中国农民的人间天国之梦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这是悲剧。

　　1644年，是旧历甲申年，这年的公历3月19日，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结束了明王朝的腐败统治。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15年，但执政仅42天，就于4月29日退出北京，次年在湖北失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失败209年后，即1853年3月19日，洪秀全率领太平军攻占清王朝的江南重镇——金陵，改称天京，定为首都，建立起与北方清王朝对峙的农民政权。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军余部一直坚持斗争到1868年。太平军前后坚持战斗18年，转战18省，执政12年。可见太平军的经验教训要比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更为丰富。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1944年11月21日写信给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页）由于种种原因，郭老没有完成任务。今年又逢甲申年，是太平军失败140周年，也是毛泽东要郭老继《甲申三百年祭》之后再写一篇“太平军经验”的文章六十周年。常言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今天反思太平天国的历史，重新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还是有意义的。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因如中外联军干涉，内因如战略错误、泯灭文化、排斥知识等等，不一而足。已故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总结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时说：“太平军一坏于杨秀清专擅跋扈，再坏于韦昌辉的疯狂屠杀，最后坏于洪秀全任用私人，尤其最后一坏，历时最久，祸国的军令政令迫使太平军逐步削弱，以致溃灭。”（《中国近代史》，第138页）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很有启迪意义的。这里只就其失败的内因作些更具体的分析。
　　

　　“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确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首要原因。1851年初金田起义后，太平军规定了严格的五条纪律 “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睦，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太平天国》第一册，第63页）在起义军内部，还实行“人无私财”、“有饭同吃”的圣库制度。首义诸王也“敝衣草履，徒步相从”，与广大将士过着大体平等的艰苦生活，而且上下团结，“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太平天国》第三册，第172页），取得了围桂林、攻长沙、破武昌、克南京、转战六省的重大胜利。但就在定都天京后，太平军领导人没能吸取李自成农民军失败的教训，重犯了“小胜即骄傲”的错误。

　　攻占南京不久，和春的江南大营、琦善的江北大营即从南北两面围困天京，太平天国的局面严峻得很，离推翻清王朝也还远得很。但洪秀全等人无视这一切，错误地认为已经到“万国来朝之候，残妖绝灭之时”（《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77页），还说什么“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心任逍遥”（《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9页）。于是乎，昏昏然，纷纷然，封王晋爵，营造宫殿，过着奢侈的小天堂生活，开始背离起义之初与将士共患难的诺言。而在1856年取得一破江南、江北大营胜利后，洪秀全等首义诸王们认为天国已臻全盛，“大胜更骄傲”。相互之间勾心斗角，权力倾轧愈益厉害。东王杨秀清更为胜利冲昏头脑，不满足九千岁地位，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为万岁”，导致了“天京王杀王”的大悲剧。韦昌辉借清君侧之名杀了杨秀清及其部属老兄弟2万余人，洪秀全反过来又杀了韦昌辉，还要杀石达开。石达开只得带领精锐数万人离城出走，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当时著名文人汪士铎说，这是太平军“自坏长城”，说得一点都没错。那时有一首民谣云：“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首义诸王迅速腐败

　　太平天国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首义诸王到天京后迅速腐败。1852年，太平天国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斥责清政府的黑暗统治说：“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5页），将清王朝的腐败黑暗统治揭露得淋漓尽致。他们提出要建立一个“天下为公”、“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并实行全体衣食皆由圣库开支、一律平均分配的政策。这些措施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保障军队供给、吸引贫苦百姓参加太平军，保证义军纯洁性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太平天国正是在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斗争中兴起和发展壮大起来并取得节节胜利的。但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等天国领导人也像360年前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一样，在犯骄傲错误的同时，也迅速地腐败了。他们抛弃与广大将士共艰苦的好传统，大搞封建等级制，即“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享乐腐化，追求奢侈的生活，认为天下是我打出来的，享受是理所当然的。“情同骨肉”的兄弟手足之情逐渐淡化，“彼此暌隔，猜忌日生”……进南京后，洪、杨等诸王大兴土木，建造天王府、东王府，劳民伤财。据记载，天朝宫殿“城周围十余里，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色缤纷，侈丽无匹”。东王府也是建筑宏伟，“穷极工巧，以耀同俦”。在洪、杨影响下，诸王及将领都大兴土木，此风一直伴随到太平天国的灭亡。忠王李秀成在苏州的王府，连李鸿章也为之惊叹：“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诸王却过着挥金如土、奢侈豪华的生活。而与诸王的豪华天堂生活相反，广大士兵则过着家庭离散，不许夫妻团聚，吃不饱，穿不暖的贫穷生活，仍然处于被压迫奴役的地位。这一点连东王也不否认，他说太平军士兵认为是“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14页）。1861年曾经访问过天京的中国第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说：“太平军占据扬州、苏州等城，财产多而富美色，太平军之道德乃每况而愈下。盖繁华富丽，固足以消磨其壮志，而促其灭亡也。”（《西学东渐记》，第98、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