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之大者”心系祖国金庸的传奇人生（组图）--中华网--新闻中心

　　
　　金庸，本名查良镛，生于1924年，浙江宁海人。查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领尽风骚，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8岁那年，查良镛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琴剑二侠”的行侠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是查良镛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之后，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小说，一睹为快。

　　15岁时，查良镛编写的《给投考初中者》一书出版，畅销省内外，初露才华。17岁时，查良镛做出了一件叛逆之事：写一篇题为《阿丽漫游记》的文章贴在学校墙报，影射学校的训导主任。查良镛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抗战后期，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查良镛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谁知，他的“侠举”惹了祸，校方勒令他退学。“查少侠”只好离开校园，浪迹江湖……

　　1948年底，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报》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查良镛毅然抛妻离职，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门”。由于种种原因，查良镛最后只好垂头丧气地南回香港。查良镛重回《大公报》，不久就调到《新晚报》当副刊编辑。梁羽生正好也在《新晚报》任职，两人遂成朋友。他们一起下棋，一起写棋话，时常海阔天空闲聊——而聊得最起劲的则是武侠小说。
　　
　　1953，梁羽生以《龙虎斗京华》一书打响。
　　
　　1955年，查良镛偶试身手，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
　　

　　50年代，查良镛、梁羽生、百剑堂主同写武侠小说，人称“三剑客”。一日，他们突发奇想：在报上开设专栏《三剑楼随笔》，三人合写，以展现“三剑客”社会时互放的光芒，给“新派武侠”留下一段历史见证。金庸自《书剑恩仇录》后，一发不可收。接着，《雪山飞狐》一出，石破天惊，全城争读。《射雕英雄传》更被视为“天书”，新派武侠小说的宗师地位，由此奠定。那年，查良镛34岁。35岁那年，查良镛拿着他的8万港币，自立门户，创立《明报》。很多人都认为不出一年半载，《明报》就会关门大吉；但查良镛凭着他的一支如椽妙笔，凭着他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等，撑起《明报》大业，使《明报》得以苦苦维持下去。1962年5月，10万大陆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弹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逃亡潮”，香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明报”倾力倾情报道、评论 “逃亡潮”，声名大噪，发行量倍增，苦苦支撑的局面终于结束。

　　1960年，台北市出动大批警察，在大大小小书店搜缴武侠小说，查良镛的武侠小说自然在查禁之列，台湾当局指之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1965年中，查良镛漫游欧洲一个多月，于是请倪匡“代笔”《天龙八部》。查良镛旅欧回港，倪匡相告：“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1965年底，查良镛创办了《明报月刊》。这本杂志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素不谋面的学人通过书信来筹划、创办的，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实属罕见。“文革”期间，《明报》以及时、准确的中国报道，在香港报界独领风骚，大放光芒。《明报》因而销路突飞猛进，正式确立大报地位。1967年夏季，被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暴动”发生，查良镛因支持港府被“左派”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明报周刊》开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也为查良镛带来可观的利润。《明月》和《明周》这两颗星星，辉映着《明报》这个月亮。查良镛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行”。香港市民喜欢看他的社评，连国共两党政要、美国国务院也剪辑他的社评，作为资料加以研究参考。查良镛写武侠小说，最初是为了赚钱，而后是为了撑《明报》大业；到了 60年代末期，则是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新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于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笑傲江湖》，以及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
　　

　　1972年，金庸挂印封笔，金盆洗手。封笔之后，查良镛把近20年来所写的武侠小说逐字逐句地修改。经过10年的修订，一套15种共36册《金庸武侠小说全集》终于出版完毕。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金庸迷”。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查良镛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有人甚至说他是武侠小说创作的“真命天了”！中国武侠小说百年发展的壮丽风景，由“十大宗师”的作品构成；而当中最为辉煌的当是查良镛、古龙、梁羽生、三位大师的新派作品；而其中又以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为巅峰。这正是：“武林”至尊，唯数金庸；风行天下，谁与争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