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周恩来与张学良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情缘(图)--中华网--新闻中心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促成这个历史性转变的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两个伟人，这两个伟人之间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情缘，这段难舍难分的情缘一直伴随着两位伟人走过了曲折坎坷的一生。作为这段情缘的见证人，我愿将它笔录如下，以为对两位伟人的缅怀之情。

　　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上个世纪30年代，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误导下，奉行“不抵抗主义”，节节败退，先后丢掉东三省和热河，华北也岌岌可危。这使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猛醒，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等人和东北爱国将领李杜、杜重远、高福源等的启发、诱导下，张学良将军开始思考联共抗日，打回老家去的救国之路。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张学良的这一爱国动向，先后两次派李克农到洛川与张学良谈判，双方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恳请毛泽东或周恩来到肤施（延安）正式会谈。中共中央经慎重考虑，决定由周恩来率团前往。1936年4月9日，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位伟人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的会晤。两人一见面，就热情地握手。周恩来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1910年到1913年秋在沈阳读书）。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很奇怪，问张学良：“怎么张伯苓也是你的老师？”张学良说：“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是听了张伯苓劝告后戒除的，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并说：“我和你同师。”引得大家都笑了。会谈就是在这种亲切而轻松的气氛中开始的。
　　

　　周恩来（右）、叶剑英（中）、博古
　　

　　“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与杨虎城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谈。会谈后，中共中央慎重地研究了张学良的建议，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应该说，周恩来和张学良共同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两位伟人也自此开始了长达40年的生死之交。后来，当有人问及张学良将军对周恩来的印象如何时，张将军坦言：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周先生是他一生中最钦佩的人之一。

　　回天乏力，仰天长叹

　　自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分别和中共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以后，三方面都积极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同时，采取各种方式“逼蒋抗日”。然而，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虽经张、杨几次诤谏，痛切陈辞，蒋终不为所动。被逼无奈，出于民族大义，1936年12月12日，张、杨两将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这些刚刚经历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小鬼”高兴得手舞足蹈，恨不得把蒋介石这个双手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刽子手拉到陕北示众。可是，党中央高瞻远瞩，不计一党之私利，以中华民族解放为己任，决心以“双十二”事变为契机，推动全民族联合抗战。14日，党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赴西安与张、杨二将军共议抗日救国大计。16日周恩来到达西安，与张学良再度相逢。他们当即促膝长谈。周恩来赞同张学良对蒋的方针，并就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他的实力依然存在。西安与南京处于尖锐对立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在这方面周、张二人英雄所见略同，很快达成了共识。在日后的几天里，他们朝夕相处，密切配合，为抗日救国而奔波。然而，25日突然生变。由于东北军内部对先撤军（让国民党的中央军先撤离）、后放蒋，还是先放蒋、后撤军发生争执，张学良怕节外生枝，遂拉杨虎城陪着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悄悄离开住地，乘车直奔机场。行急之间也未通知周恩来。周恩来从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处得知此事后，大为惊愕，立即和孙驱车赶往机场，想劝阻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去南京。可是为时已晚，飞机已经腾空而起。周恩来只得扼腕长叹。他后来对人说：“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他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从此，这两个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号的挚友天各一方，遥相思念。

　　长相忆，勿相忘

　　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后，周恩来一直悬挂在心。每次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时，周恩来都要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要求。可是，始终没有结果。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在即，周恩来再次提出释放张、杨二将军的请求。虽然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表面允诺，然而，蒋介石却背地里下了杀害杨虎城将军、押解张学良将军去台湾的密令。当国共谈判破裂，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准备启程回南京述职时，周恩来苦言相劝，并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他说，“我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不能再对不起另外一个姓张的朋友了。”张治中将军因此而幸免重蹈张学良将军的覆辙，而从周恩来的言辞之中我们也可以体察出他对张学良将军的无限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