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诺贝尔奖后,多所西方知名大学邀请屠呦呦参与科研、授予其“荣誉博士”等各种称号,甚至在经典的西医教科书中也可能首次出现中医药的内容。

在张伯礼看来,“屠呦呦效应”对于中国科技界特别是中医药科研人员,是一剂“强心针”——“这证明了中国科技工作者在我国从事的原创科研成果一样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这是对科技自信的巨大鼓舞。”

但同时,摆在这位中医药研究“国家队”掌门人面前的,还有无法掩饰的难题和尴尬:“从学术本身来说,中医药不像西医可以通过仪器、设备进行量化,很多东西‘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这也成为中医药进步的一种阻碍。”

更尴尬的是,截至目前,与西医有关的国家实验室已有近百个,而中医还是空白。

“中医药国家实验室不是为了图一个好听的名字,而是没有这样更高规格的平台,很难吸引高层次拔尖人才。”与屠呦呦一样,张伯礼为此十分焦虑,“我们中药研究所年均约有140篇SCI论文,谁说中医不能登大雅之堂?”

“无论中医西医,根本目的都是服务于人类健康。中医药的继承和研究、开发模式可以多种多样,对于青蒿素的研究只是其中一种,但多学科研究方式应该是未来发展趋势。”廖福龙说。

在张伯礼看来,以老百姓的重大需求、国家重大需求、世界重大需求为导向,把几千年来“原创经验”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青蒿素精神”,无疑是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的正确方向。(本报记者梁相斌、周宁、卢国强)

记者手记：我眼中的“青蒿素精神”

采访屠呦呦有多难,相信每个试图尝试的人都深有体会。“得奖是过去的事,采访已经说得很多了,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搞研究,不是接受采访。”老人的拒绝往往坚决而不讲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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