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些年没有少批评人家，我觉得说了也没用，自己做一下是最好的。对于培养年轻人，我想用行动影响一些人。
新京报：亲自下潜，是不是您的研究经验也起到作用？
汪品先：对，我们本来计划要去看珊瑚礁的，结果去了以后，发现冷水珊瑚林，就改变了计划。
第一次发现之后，我让年轻人接着去过，但没有完成任务，我自己就得再下去。你自己不去，没有人替你做。包括我把这个课题提到此次航次的重大位置，只有科学家自己在船上，才敢这样。
新京报：所以这次下潜是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别人？
汪品先：不是全为了这个才去做。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这个年龄是错了位的，该做事情的时候做不成，该退的时候反而可以做。
所以我现在在国际上很滑稽，跟我这样年龄的学者一般不出来。但我现在还在做，因为我丢了好多年。
我最好的年龄在搞革命，后来又没有条件和资金，只能跟外国人合作。现在有了条件，自己当然要做。说了那么多年深海，趁我现在还走得动，一定要去看看。
新京报：海洋科学发展方面，您还有什么担忧的问题？
汪品先：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科技投入增长最快的国家。去年，我在国际会议上提出来，中国要做什么什么，国际上的反应很不一样，有的支持，有的不吭声。
我就希望中国的科研队伍真能够在国际上站住，这不光是科学问题，包括政治、外交问题等等。怎么做好这些事，这个才是难题。你说你自己去潜一次海，那又能怎么样？
新京报：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海洋研究，几次南海科考是不是也见证了中国海洋科学的发展？
汪品先：确实反映了中国海洋科学在变化。上世纪70年代末，海南岛西边的莺歌海打南海第一口探井时，我在岸边为石油井做鉴定。1994年，我参与南海第一个古海洋学专题航次。1999年，担任首次南海大洋钻探的首席科学家。2005年，担任同济大学与法国合作举行的“马可·波罗”航海科考首席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