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入最高法报告，这两起“小案”其实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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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内劝阻吸烟案”和“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案”写入最高法工作报告，代表了中国审判机关法治理念的升级：不仅关注“大案”，也在意一起判决可能影响社会风气的“小案”，用足了司法判决正风俗、定人心的杠杆作用。
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在报告的附件中提到了两件民事案子——“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和“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案”。
最高法的报告提到这两起“小案”，别有深意，体现了最高审判机关对于那些直接影响社会风气、万众关注的个案的重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也认为，司法裁判还承担着社会效果和价值导向的功能，“法院要考虑裁判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示范效应”。
司法判决不仅是调整案件当事人的利益，它还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新的规范、新的是非对错标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能以相关司法判决作为标尺，来评估自己行为风险和利益得失。所以，一个司法判决的社会效益，不仅限于案件本身，还意味着司法机关决定要确立什么样的是非观，社会成员将遵循什么样的是非观。
以“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来说，医生正常劝阻老人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老人意外病发身亡，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酌定医生向死者家属补偿1.5万元。然而，舆论认为判决损害了社会应有的规则意识，终审判决做了及时纠正，让公众吃了一颗定心丸。
的确，如果见义勇为、正常劝阻不要在公共场所抽烟，这样的行为最终在法律上得到了负面评价，甚至让当事人付出真金白银，那就可能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或者形成了社会冷漠氛围，无人敢挺身而出；或者会让公众形成对于违法者、违规者姑息迁就的消极心态，甚至会让一些违法者、违规者有恃无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