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影结局，冬春方面曾提出与胡迁想法不同的另一种剧情。但胡迁还是觉得自己的想法更好，他在没有与其他人沟通的情况下，当即拍板告诉傅晨，还是按照原来的干。

在后期剪辑上，双方也产生了分歧，冬春方面不认同胡迁4个小时的剪辑版本，要求他将时间长度缩减至2小时。

胡迁却对这一做法一度无法接受。他停工抗议，导致影片推进陷入僵局，前后停滞长达数月。

而后，冬春给胡迁发送了导演解聘合同和律师函。

朋友们感受到了胡迁的焦虑，他开始用疯狂的写作来躲避这种焦虑，写作之余便彻夜打游戏、喝酒，头发一把一把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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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像活在帽子里的顾城”

去世前的半年间，胡迁的创作渐渐失控。他一边进行《大象席地而坐》的后期工作，一边以每月两部短篇小说的速度创作，不仅完成了第三本长篇的书稿，还抽时间写了一部戏剧和第二部电影的剧本。

但胡迁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拮据，他开始在网上借贷。2017年9月3日，胡迁更新微博，“这一年，出了两本书，拍了一部艺术片，新写了一本，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女朋友也跑了，隔了好几个月写封信过去人回‘恶心不恶心’。今天蚂蚁微贷都还不上，还不上就借不出。关键是周围人还都觉得你运气特好。”

戏剧是在他去世前5天完成的，为了接近剧中人物，胡迁连续二十多天酗酒，换来了严重的失眠和焦虑。写作常进行到凌晨5点，胡迁的朋友牧羊，那段时间经常在醒来后才看到胡迁的留言，“我快不行了，我写得好想死。”

牧羊在微信中劝他，“你这样就是拿自己在赌博，你不能保证自己每次都能赌赢。”

但遭到胡迁拒绝，“创作是用生命献祭，没有别的途径。它就是你去进入一个个痛苦的人，上帝却并不会给你一些奖励”，他说必须要沉沦、放纵，才能进行“真正的创作”。

在胡迁弃世的前4天，10月8日，是他与牧羊的最后一次见面。两人约在了常聚的望京soho，那天他刚写完剧本，创作期间的每一天，他几乎都发微信给牧羊说“我好想死”。

从上海赶回京的牧羊，以为胡迁的状态会非常差，一路上都在琢磨该怎么劝他。

可当她见到胡迁，“他和以前乱糟糟的形象完全不一样”，穿着一件毛茸茸的灰色卫衣，天蓝色背心，新球鞋，戴着顶渔夫帽，在玻璃屋檐下抽烟，“看起来很阳光、健康”。

胡迁一直笑嘻嘻的。甚至主动规划起未来——冬天再拍一部电影，把第三本小说出版了。唯一一次叹气，是说自己可能暂时没心力再写作了。

牧羊觉得“他应该是没问题了”，就放下心和胡迁聊起自己小说的事。

那天唯一让她感到异常是，两人吃过饭出来。胡迁突然摘掉帽子扣在了她头上。牧羊有点惊讶，“他一直很尊重我，从来没这样过。”她想到诗人顾城，顾城人生最后的几年，都戴着一顶帽子。

“他把一生当成作品来活”，牧羊说，“他选择自杀、促成自杀的所有因素，其实都是他自己选的，他就像活在帽子里的顾城”。

胡迁曾对牧羊说，自己会在遗书里留下些礼物给她。但他最后没有留下遗书。牧羊后来在他的遗物中拿了那顶渔夫帽作为纪念。

“最后这段时间，我们没人帮他，其实也帮不了了”，朋友潘图说。

胡迁去世后，朋友们帮他整理遗物。潘图说，胡迁租住的二室一厅房间，除了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只剩下三盏灯、两个茶几。“他就是这么简单，除了精神世界，什么也不要。”

楼下还停着一辆胡迁的白色摩托车，前面已经摔出了豁口。潘图在北京工作的那几年，胡迁就是骑着这辆车，载着他出去玩、喝酒。

胡迁刚去世时，网上说他“厌恶这个世界”的文章很多，但朋友们的眼中，胡迁只是“因爱生恨”。

在2017年的FIRST影展上，胡迁拍摄了一支短片。里面有个14岁的小女孩儿，女孩喜欢写东西，但手指先天残疾，她把自己写的文章发给胡迁，胡迁转发给牧羊看并对她说，“这女孩这个年龄能写成这样，已经很棒了。”

然后，胡迁把本打算寄给妈妈的笔记本电脑，送给了小女孩儿。

（应受访者要求，潘图、傅晨、邵青、牧羊等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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