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案而言，之所以处以无期徒刑的重刑，当然是因为造成被害人蔡某某跳海自尽。
根据两高2016年12月出台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达到相应数额标准，且具有“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等情节，酌情从重处罚。
这一司法解释比起1996年、2011年有关解释的突破之处，在于明确重罚严惩“情节”，而且降低了定罪量刑的“门槛”。
符合“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或者诈骗重病患者及其亲属财物”等10种情形，只要是诈骗数额接近“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一般达到相应数额标准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也应当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这就意味着，诈骗案的量刑在“升格”，打击力度也在“骤增”。
从司法实践看，自从两高最新司法解释出台后，定罪量刑也确实是在不断趋严的。
“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主犯陈文辉一审因诈骗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再翻看过往的报道，近年来，各地查办的电信诈骗案，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更是屡见不鲜。
法律趋严，是因为电信诈骗犯罪在现实中愈演愈烈。犯罪嫌疑人借助网络、电信等平台，“投入低”却“收益高”，过去还存在“处罚轻”的情况。
过去，一些不法分子花两三万块钱买个短信群发器，很快就能“回本”“翻番”，为祸不少地方。过低的违法成本，无法阻止此类犯罪的滋生蔓延。
司法是守护正义的最后一道底线，承担着打击犯罪、维护秩序的重要职责。
从司法解释的“量刑升格”，再到司法审判的“严惩不贷”，都体现了司法审判机关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决心和意图。
对于潜在的犯罪群体，像徐玉玉案和蔡某某案这样的重刑判决，俨然就是警示灯。
当然，重判并非一剂万灵丹药。实施电信诈骗犯罪，既需立法、司法“遏增量”，也需电信、公安、银行等部门联手“净源头”，一记记组合拳都打好了，方能斩断犯罪黑手，有力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
2018年2月12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揭阳女学生蔡某某遭电信诈骗案做出二审判决：驳回陈明慧、范治杰、高学忠、叶奇锋、熊运江等5名诈骗主犯的上诉，维持原判
做科研工作的女博士饶源(化名)遭遇了人生最昏暗的5天。1月6日下午5时，她接到一个自称是经侦民警的电话，表示饶源在北京开的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涉及金额128万元，要她向警方说明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