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儿纯洁善良、老实本分，朴素不爱打扮，从不一个人外出逛街，活动范围很小。她一没财，二没仇人，平时爱刘刚爱得死去活来，打交道的也都是刘刚和他的亲友。”孙丽的母亲朱兰（化名）见女儿尸骨未寒，女婿就与他人同居，便产生了诸多猜测。
“女儿才去苏州两个月，刘刚为何就换了两次住处，将租的房子从热闹人多的地方换到了案发时偏僻的小院？刘刚上班的地方离租住的地方只有百余米，平时都是下午5点准时下班，为何案发时晚上9点多才回家？是为了制造不在现场的假象？刘刚是想害死妻子和他人同居，还是与其同居的女子心生歹意除掉了孙丽？”朱兰越想越觉得刘刚就是杀害女儿的凶手。再加上女儿去世后，女婿不再上门看望，甚至更换了手机号码，这让朱兰更加确信自己的猜测。
只有初中文化的朱兰，将自己的推测全部写成书信，一封封寄给横泾派出所、吴中公安分局和苏州市公安局，督促他们捉拿真凶。尽管家中一贫如洗，婆婆卧床需要人照料，丈夫经常神志不清，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倔强的朱兰只要攒够坐火车的钱，就去苏州找警方打听消息。从2005年到2017年，12年来，朱兰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总共寄出去了多少封信，只记得每年至少去苏州两三次。为了给女儿“伸冤”，朱兰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还欠下10余万元债务。
一次吵架让警方DNA比对锁定凶手
朱兰每次失望而回的眼神，像是针一样刺进了办案人员的心里。凶案发生后的12年里，办案民警有的调离了工作岗位，有的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是这起未侦破的案件并没有被忘却，带血的凶器以及现场的指纹都被妥善保存着。
办案人员都期待着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大家都想知道杀害孙丽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杀人动机又会是什么。
2017年5月的一天，33岁的男子郝建民因为房租问题与房东发生争执，郝建民一气之下主动报警。警察赶到现场后，发现不能调解矛盾，双方都拒绝配合，于是将两人带入派出所，并按照新的规定，采集双方DNA以及指纹等信息。很快，两人达成和解并离开派出所。
几乎与此用时，苏州市吴中区公安分局成立了自己的DNA实验室，分局领导要求对有条件的案件进行回头看，重新对作案工具等一些提取到的线索进行重新比对排查。因为完整保留了12年前凶案现场的证据以及生物检材，根据海量的数据对比，警方发现这起被尘封了多年的杀人案的嫌疑人，竟然就是此前主动报警的郝建民。
2017年11月25日中午，便衣民警在苏州市吴中区一间普通出租屋内，将正在床上休息的一男一女控制，被抓获的男子就是郝建民，今年33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面对民警，郝建民没有反抗。
那个暴雨如注的傍晚究竟发生了什么？2017年11月底的一天，郝建民凭着记忆指证作案的地点和细节，这起沉积12年的凶案终于被揭开真相。
2005年8月17日，这个体型矮小的21岁男子，制造了震惊一时的凶案。他作案时刚从河南老家来到横泾一家服装厂里打工不久。
图为案发现场现在的样子。 摄/法制晚报·看法新闻记者 洪雪
郝建民回忆，在案发前两天，他到横泾镇上一家超市买东西，结果在门口不小心碰掉了孙丽的手机，孙丽很生气，就和他吵了起来，还用脏话辱骂其母亲。“别人可以打我、骂我，但是不能骂我妈，这是我做人的底线。”郝建民说，他要求孙丽道歉，遭到拒绝，旁人上前将两人拉开。
按照郝建民的说法，第二天下午，他想去镇上租间房子，结果突然看到了孙丽，于是就开始尾随到她家里。孙丽回到家开始做饭，丝毫没有察觉到有人跟踪，突然看到郝建民进到自己屋里，孙丽当时很吃惊。“我说你能不能给我道个歉，孙丽不同意，我俩就又吵起来了。”郝建民说他拿刀具威逼孙丽向他道歉，孙丽反抗，他情急之下就把孙丽给杀害了。
看着血腥的现场，郝建民才清醒过来，趁着大雨仓皇逃窜，这场大雨帮郝建民隐藏了行踪与线索。案发后，郝建民从横泾镇搬走了，也换了工作。
凶手讲述：“别人一骂我，就感觉喘不过气来”
2017年12月12日，在苏州市第二看守所，法制晚报·看法新闻 记者见到了郝建民。他留着寸头，身高不足1米65，中等体型，身穿棕色带花纹棉衣，外面套着看守所的蓝色马甲，面露痛苦之色：“死可能不可怕，可怕的是活着。”“我讨厌自己的肉体，想死去。我要是死了，就安心了。”在与郝建民面对面聊天的2个小时里，他多次提到死。
郝建民说12年来自己一直在悔恨中度过。 摄/法制晚报·看法新闻记者 洪雪
郝建民告诉记者，逃亡的12年来，自己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每一天都是枷锁，杀人一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经常从噩梦中惊醒。但生活的幸福与安逸，让他一次次打消了自首的念头。
“我说她骂我，我才杀的人，但公安局没一个人信我。”当被问起杀害孙丽的原因时，郝建民留着泪悔恨地说：“现在想想多可笑，一丁点大的事，毁了别人也毁了自己，但那时觉得是大事。”
郝建民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成长经历，他出生在河南一个偏远的乡村，家里有3个孩子，小时候家里特别穷，只有两间土房子。父亲脾气火爆，经常把妈妈打得披头散发，也经常打三个孩子。
“我默默发誓等我有能力时，他再打人我就把他的手打断。我到中学时，我爸还是打我妈，我不敢打他，就拿凳子打我自己，告诉他再打人我就杀了我自己。”郝建民仰着头喃喃地说：“我父亲懒，家里所有的农活都是我妈干，我看到我妈的苦，感受到她的不容易。别人打我、骂我都行，但我无法接受别人说脏话骂我妈。”
郝建民称，上小学五年级时，一个女生用脏话骂娘，他打了她；初二时有两个男生骂他妈，他打了这两名同学，因此被学校开除；在服装厂工作时，他也曾打了骂其脏话的同事。“别人一骂我，我就感觉揪心、喘不过气来，我会说一次或者两次，如果再骂就动手了。”郝建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