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系统性的、持续性的救助显得尤为重要，起码能为一家人的生活“托底”，让她的残障女儿得到应有的照料，至少可以让她正常地安稳度过晚年。

新闻报道并没有提及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救助。所以“有与没有”、“有多少”都值得追问。蒋贵英一家在成都属于外来人员，希望这点不会阻碍其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如果真因为其外来人员的身份不能享受社会保障体系救助，那就有必要反思当下救助体系的漏洞，尤其不能让老人一家在成都和老家的保障体系中“两头不靠”。

从常理常情揣测，蒋贵英老人及其家人可能已经拥有了一些最起码的低保、残疾人补贴等政策性的补助。但从其家庭情况的现状看，即使已经有了相关补助，也还是杯水车薪。

一句“我不敢死”，说出的是悲情，但透露的也可能是社会救助的缺失或不足。毋庸置疑，一个有温度的社会不应让一位八旬老太在寒风中拾捡垃圾。

故对这样一位81岁还在捡垃圾的老人，仅有同情仍不够，更该检视的，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否还有缺失，是否还有可以修缮的空间。只有用制度能够抵达的温情，才能消解人们内心中的悲情。（二号少女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