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明天不用来了。”中年女子走到薛凌云跟前，双手交叉在胸前，抬头看着他说。
“您能告诉我原因吗？”薛凌云低声问她。
“我们员工反映菜不合口味。”女人面色凝重。
薛凌云不再说什么，他已经习惯客户的刁难。2016年，他瞄准团餐市场，开始创业。每个客户签单前，都有三天试吃期。
客户试吃失败后，薛凌云走出知春路银网中心大楼，走进马路对面的吉野家，点了一碗牛肉饭，呼呼地吃起来。
午后两点，约好的三个客户纷纷推迟了见面时间，他坐不住了，决定回家整理公司数据。
旁边就是海淀黄庄地铁站。薛凌云钻进十号线，倒两趟地铁，换到了昌平线。窗外的建筑已从之前的高楼大厦切换到低矮的工业厂房，经过一站地，人群哗地涌出来。
身高1米88的薛凌云也从人群中钻了出来，他将绕过地铁站附近新建的永旺商场和时尚谷，穿过马路，到达北四村。
北京昌平区北四村，一个典型的人口倒挂村。视觉中国 资料从中关村到北四村
这是2016年12月底。薛凌云租住的北四村在北京北五环和六环间，是史各庄、定福黄庄、东半壁店、西半壁店的统称，4个村子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大型的城中村。
房客们有在中关村和上地上班的小白领，也有农民工、小商贩，这是北五环外一个有名的外来人口聚居区——上一个是唐家岭。2010年，北京市启动唐家岭地区整体拆迁改造工程。在房东们发出搬迁令之后，许多房客在网上贴出转移的新地址：北四村。
按回龙观北四村史各庄村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说法，北四村原村民不过700多户，但截至2016年底，居住总人口达到十多万，其中外来人口占五六万。
进出北四村，大部分租客会经过地铁生命科学园站，它是连接城中村和都市梦的通道，站门口的空地上，密密麻麻地停着换乘的电动车和自行车。
“有句老话叫身大力不亏，在北京不管在哪儿挤地铁，我从来没挤过第二次”，薛凌云一上地铁，通常先把包抱在胸前，手机也搁在包里，下车时，乌压压的人往里挤，里面的人往外推，“如果速度不够快，就只能下站下了”。
他算过，上下地铁晚一趟到目的地就要晚十多分钟，他提醒自己不顾一切往前挤。结果是，挤了几年地铁，挤破了三部手机，屏幕都是毫无征兆地突然裂开。
走出地铁，薛凌云立在寒风中给前同事打电话。“你考虑回北京吗？北京多好。”
挖人没成功，他看起来心事重重，现在公司组建团队，拓展市场，运营营销，全都是一个人在做，压力很大。
2011年，薛凌云从青岛的大学毕业到北京时，身上只装了100元钱。等女朋友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两人搬进了北四村的三一公寓。那时候一个月工资3500元，房租900元。
第二年冬天，薛凌云和女友领了结婚证，接着他又换了工作，加入一个新兴的互联网公司。从底层销售做起，摸爬滚打两年后，晋升为城市经理。但三年后，公司资金链断裂，走向破产边缘。薛凌云从公司跳了出来，自己单干。创业几年下来，已经发展成七个人的团队。
在北四村住了五年。薛凌云也说不清这里的人是什么时候多起来的。只记得早几年，村里都是破旧的平房，村民开着小夏利在村头趴活儿；现在，“这边的人好多是包租婆和包租公”。
回到像抽屉盒子一样的出租房里，村子外的世界就跟他无关了。这里嗅不出繁华的气息，清一色的灰房子密密匝匝地排列，里面住着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就包括年轻白领林雨妍和程序员杨泽。
23岁的林雨妍在上地七街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后，为避开晚高峰，她通常会走一站地到西二旗，再搭地铁回家，路程大约40分钟。
走到村口，她突然感慨：“有时候觉得这个村子的位置很神奇。那边是繁华的商场，这边是村子，中间只隔了一条街。”
前年从安徽合肥一所“不是很好的大学”毕业后，林雨妍到北京培训软件开发业务，培训结束后留在北京找了份产品专员的工作，每月工资六七千。
杨泽比林雨妍早一年来北京。2014年的秋天，他从山西太原大学毕业，来北京找了半个月的工作，最后进了中关村一家“没啥学历和技术要求”的影视制作小公司，每月工资4000，两年半以后，公司就倒闭了。
2016年，杨泽花一万元报了一家计算机培训班，打算向程序员进军。培训班离北四村很近，杨泽庆幸不用挤地铁，看着每天无数人涌向地铁，他感觉“像是一群忙碌的蚂蚁每天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2016年底，杨泽去蓝色港湾过圣诞节。 澎湃新闻记者 周娜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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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俯瞰北四村的一天，会看到如潮汐涨落，日夜迥异的景象。
工作日的清晨六点，人流从各个巷道汇聚到北四村的一条无名主街，再涌向生命科学园地铁站；晚上六点到十一点，人流从地铁站涌出，分流回各个巷道，隐没在视野里。天色暗下来，街道两排的商店相继亮起灯，整条街汇成一条灯河。
2016年底的北四村夜景。 澎湃新闻记者 周娜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