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政策的收紧，是希望从社会利益角度建立一些基本的限定性标准，类似于‘负面清单’。而且，网络直播平台的这些低俗的东西容易哗众取宠，危及正在成长的网络直播产业。因此，从维护互联网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说，进行规范是十分必要的。”
精神生态不能因泛娱乐化而失衡
输入一串身份证号码即可注册，依靠着装“清凉”、挑逗性语言就能获得收入，低门槛、收入高让一些人争相进入主播行业。而从年龄结构看，在主播和观众人群中，“80后”“90后”都是重要组成部分。
王四新分析说，内容高雅或者低俗和生产者花费的单位时间、劳动量有直接关系。现在，很多人希望从网络直播中获得泛娱乐的快乐。作为内容生产者的主播，很多人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提供高质量的内容。而且由于是直播，当很多人聚在直播室这样一个情景时，情绪很难控制，相关的道德、法律观念容易被淡化。在“广场效应”或者法不责众效应的驱使下，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需求，主播可能会降低内容门槛。
“这种商业模式虽类似于舞台表演，但很容易走偏，是不可持续的。”陈少峰认为，网络直播把主播变成了直播内容，他们的身体语言、穿着、和观众的互动，一举一动都成了消费对象。对于观看者尤其是一些青少年来说，他们的心态和价值观也可能因此发生异化。
美国媒介文化研究学者尼尔·波兹曼曾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一书中写道：“如果一切文化内容都无声无息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网络直播平台正在朝这种泛娱乐化方向演变，有学者将其称为“传媒商业逻辑对文化逻辑的严重逼仄”，其提供的肤浅甚至是恶俗的快乐是欲望发泄式的，缺乏思索和精神参与，其消费主义和泛娱乐的诉求正在瓦解一些传统文化价值体系。长期接受这种泛娱乐文化熏陶的受众，其精神生态可能面临失衡。因此相对应的社会心态和文化也可能产生变异。这是必须警惕的。
政府监管重在管理效率
从政府监管角度看，此前，针对互联网直播行业出现的问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中央网信办、各地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部门和公安局网络安全部门等，都曾以不同形式出面监管。有直播平台负责人担忧，互联网执法政出多门会对正在成长的网络直播行业造成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