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王鹏出售的2只绿颊锥尾鹦鹉，属于受保护物种，“事实清楚且证据充分，法院应予以认定”。
此外，国家林业局发布的《54种可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野生动物名单》中，鹦形目中只有5个品种，且仅供观赏，不可买卖，小金太阳鹦鹉不在其列。王鹏对相关法律不了解，不应成为获轻判的理由。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金泽刚也指出，在刑法中，一个人实施了刑法禁止的行为，却没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称为违法性认识错误。但无论是基于刑事政策还是法律明文规定，违法性认识错误几乎不会影响刑事责任的认定。
辩方：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为王鹏做无罪辩护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徐昕认为，《刑法》规定“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犯罪对象为，珍贵、濒危、野生的动物，其含义是确定的。而生存于野外环境、在自然状态下的动物及驯养繁殖的动物，从生活环境、生存方式、繁育方式、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等方面，都完全不同于野生动物。
在他看来，《解释》将驯养繁殖的动物解释为野生动物，“远远超出刑法文本”，属于“扩大解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本身相抵触，“有违立法本意，不应适用”。因此一审判决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系适用法律错误。
“即便认为某些‘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确有保护必要，也应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进行明确规定”。徐昕说，诸如大熊猫、华南虎等，其物种存续高度依赖人工驯养繁殖，数量极少，确有通过刑法保护的必要，但按照这一标准，自我繁殖能力较强的鹦鹉不应在此列。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表示，部分被纳入珍贵、濒危物种名单的野生动物经过人工繁殖、合理保护等手段，其数量和种群已大大超出了保护的范围，此时是否对珍贵、濒危物种的名单进行更新，是值得研究和商榷的。但这要通过立法环节、而非司法环节来实现。
新京报记者王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