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朝阳群众”的举报线索可能比较间接,“如果说大爷大妈们,或者停车管理员、房管员、电梯管理员,发现女孩子总是两三点钟穿着高跟鞋、短裙回来,带回来的男性还常常不同,那我们就需要排查一下她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但这里肯定需要一个寻找证据的过程。”杨国建说。
如在华严北里,曾有退休老人发现邻居的出租房内有卖淫嫖娼迹象,主动跟社区民警汇报:“女孩生活规律不同,白天也不出去上班,来找她的男孩子也不是同一个人,来了之后时间不长也就走了。”但因为没有实际证据,最后由公安民警出面联系房主,使租户退租。
“她(租客)不能自圆其说,虽然没有犯罪证据,但如果真的理由充分,她可以据理力争,不会让她走就走。正是由于心虚,也觉得小区对她来说是不安全的,所以才走的。但对我们来说,就消除了安全隐患。”首都综治办基层基础工作处负责同志说。
“朝阳群众”为什么这么牛
在潘家园社区,社区民警杨国建平均每月会给治保积极分子开一次会,通报近期高发案情、提示社区防范宣传重点。这个会一般都是双向的,大爷大妈们也会把自己近期的一些想法告诉杨国建。
“社区里又有新租户、手机上收到新形式的诈骗短信、谁家跟邻居闹矛盾了……大爷大妈都是义务的,但是他们是民警的眼睛和耳朵。”杨国建说。
正是这些纯粹义务巡逻的大爷大妈们,他们的勇气和责任心让人感动。
“大爷大妈的信息量其实是特别大的,收卫生费、登记出租房屋、观察小区里进进出出的人,他们其实对每个人家里情况都有一本帐;而我们可能有一些线索、有一些专业的判断,这时候再结合他们的经验,就能得到很好的配合。”杨国建总结。
多数情况下,大爷大妈只能看到“面”上的情况,而更多的线索,可能来自一部分能够进入室内的人群,如房管员、电梯工、维修工、保洁员、房产中介乃至收废品的,都是杨国建依赖的信源。“很多人把自行车十块钱二十块钱就卖给收废品的,他就会留意这可能是小偷,跟我来反映。抄水表的到人家里觉得味道不对,可能是吸毒,也会跟我们反映。”杨国建说。
潘家园社区居民谢玉明并不是治安巡防队员,但在小区里连续有多辆车轮胎被扎后,谢玉明自费安装了不同角度的3个摄像头,不但社区里没有再发生扎胎的事,他的摄像头还帮助民警破获了一起盗窃摩托车的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