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心情微妙的还有已经“上车”的有房一族。“如果租房者权利提高了，那租金是不是就能涨？可如果大家都被吸引着去租房，房产本身的价值会不会缩水？”相关细则没出来，袁倩现在也拿不太准。
“租购同权”，到底会给住房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可能会给市场带来短期波动，但绝不该夸大它的效应。”链家研究院院长杨现领认为，目前各地新政在“同权”方面仍留有较高的准入门槛，带来的实质性改变并不大。更重要的是，决定一个地区房租水平的核心因素是当地人的平均收入水平。“根据我们的分析，国内租房者一般会将个人收入中的1/3左右拿来租房。二线城市租金收入比一般不超过25%，三四线普遍在20%以下。如果租金过高，就会导致换租。只要收入水平没有大幅调整，租金水平并不会有太大变化。”
“‘租购同权’最大的意义不在于对市场的影响，而在于解决年轻人的刚性居住需求，让租房也能成为一种体面的生活方式。”杨现领认为，落实“租购同权”还应该更接地气，重点考虑新市民眼下最迫切的需求，“首先要解决能方便办理居住证、不被房东随意驱赶、不被随意涨租金、孕妇可以生孩子等问题。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在城市站稳脚跟，下一步才会产生对学区的需求。”
任兴洲认为，“租购同权”绝不单是一个住房问题，更取决于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和管理能力的现代化，尤其是在教育制度和相关资源的供给方面。现在人口流动越来越快，但义务教育资金投入在不同省份之间很难流动起来。应逐步改变这种机制，使人口流入地获得相应义务教育的财力支持，让其有足够的能力改善当地教育条件，增加优质公共资源的供给。“同时，还要做好配套的制度设计，避免造成过度的人口‘虹吸效应’，加重‘大城市病’。因此，与租购同权相伴随的，必须是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和相关的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