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古籍，是指中国现在的55个少数民族以及古代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文献典籍、碑刻铭文和口传资料等。与汉文古籍相比，少数民族古籍文种更加丰富，多达20多种；内容更加广泛，种类更加多样；载体更加特别，除了传统的纸张，还有竹简、布帛、兽皮、贝叶、金石、木质、口耳相传等。
记者了解到，从1984年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以来（1989年正式更名为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30多年的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从无到有，取得了空前成就。“30多年来，我们抢救、保护了一大批濒临消亡和散藏在民间的少数民族古籍，其中含有大量孤本、珍本和善本，版本珍贵，品种繁多，内容丰富，民族特色浓郁。同时，配合有关部门对一些纸质脆变、虫蚀蠹蛀的古籍进行了保存技术处理。”李晓东说。
然而，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基础薄弱，“救书、救人、救学科”依然是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当务之急。李晓东坦言，传承人不断减少，传承水平不断下降，给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比如，云南现在保存有近千册普米族古籍，但找不到能识读这些古籍的行家。这些古籍正在成为无人能读的“天书”。
中国民族图书馆馆长吴贵飙说，由于古籍修复对技术要求很高，一个师傅必须有5到10年的手艺，才敢把一本珍贵的古籍交给他来修复。而与汉文古籍修复不同，少数民族古籍修复还需要同时有一位懂这个文种、有一定研究水平的专家指导修复，这样的话，修复起来就非常慢，一天也就能修复一两页。
由此可见，对于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来说，人才至关重要。国家民委副主任李昌平表示，要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古籍队伍新生力量，加强高素质专业人才培养，在民族院校设立少数民族古籍专业，举办各种培训；建立“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积极发展并完善分层次、多渠道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储备机制，大力提高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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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何传承与保护，却是个大命题。李昌平说：“要真正实现‘文字活起来’的目标，广大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者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
“现在很多古籍藏于深宫无人知，这就需要古籍工作者通过各种形式让这些珍品走近大众。其实，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少数民族古籍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蕴含着少数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创造力，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它在长期传播交流过程中，发挥了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功能。”李晓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