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陕西一家电视台邀请我参加一个电视辩论节目。正方观点是丈夫不应该背着妻子带孩子做亲子鉴定，反方观点是应该。
节目现场火药味十足。一位40岁左右的心理系女老师激动地指着我说，“你们这样做亲子鉴定违背了妇女的合法权益！”
我当时的身份本是调解员，但是偏向了反方。我很困惑，又不是因为我们的鉴定，这些人才红杏出墙。我们只是通过鉴定来证实他们所犯的错，要被指责的并不是我们。
邓亚军所在的DNA鉴定中心。李瑾 摄
时代变了
2002年5月，我国把原来主要由司法系统内部机构操作的DNA鉴定向具备相关技术力量和资质的社会第三方机构放开。从此以后，我见证了DNA鉴定逐渐为大众所接受的全过程。
时代在变，国人的观念和意识也在变。现在没有人再来指责我们这些鉴定机构的道德水准不够了，大众对DNA鉴定这项技术逐渐认可、接纳了。
刚开始做DNA鉴定的人很少，一个月只有一两例。2005年以后，私人委托做亲子鉴定的人数激增，到现在达到每年近一万例。
前两年，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年轻女孩来到我们鉴定中心，她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怀孕了，但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年轻女孩把跟自己发生过关系的4个男人一起请到了鉴定中心。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4个男人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年轻女孩对我说，鉴定出来孩子是谁的，她就跟谁结婚。
我有时会想，这样的事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不说别人，就说我们单位的同事，生了孩子都会自己偷偷摸摸地做鉴定。他们孩子满月的时候，我问他们做亲子鉴定了吗，他们说早做过了。我觉得不能说是他们在怀疑，而是一种职业习惯吧。
除了亲子鉴定，现在还会有人来给动物做鉴定。有个内蒙的农民家母牛下了小牛崽，被别人偷走了，他想要证明这头牛到底是谁家的。做一次鉴定要花几千块钱，他说自己“不争馒头争口气”。
在众多来鉴定的人中，有一个男人让我印象深刻。鉴定结果显示，孩子不是他的。拿到结果以后，他很平静，没有丝毫怨恨，而是说了一句：“要是我妻子知道了，她该怎么办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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