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存在即合理，但存在也有黑色和灰色生存。“小三劝退”行业要想避免成“灰色产业”，还得在合法合规根基上站得更稳：比如，避免可能造成的误伤——“小三”总被视作婚姻关系中的“闯入者”，为委托人服务的“小三劝退”公司，要劝退的目标可能并非过错方或“小三”；比如，避免侵犯隐私——委托关系通常是背着要被劝退者签订的，那些侦探劝退手段不可侵犯他人隐私；再如，不可使用涉嫌违法的“劝退”手段（像吓阻、威逼等）。
“小三劝退”行业以治疗婚姻问题的疗毒者自居，当切忌自己成毒瘤式存在。
但其规范问题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该行业得以做大寄生的病态现实：在婚姻调解主要靠社区居委会，还有司法行政机关下设的司法所、调解委员会等机构的当下，“小三劝退”公司能遍地开花，“婚外情矫治”能成为一个不断做大的行业，也是因为抓住了市场需求——现在婚姻进入“瓷器时代”，婚外情问题日益频密，出轨、“小三”、包养等词语风行，就反映了很多问题。
而比起穷人，富人群体婚姻出问题的几率，似乎更高些。有句三观不正的话说：“男人无所谓忠诚，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女人所谓正派，正派是因为受到的引诱不够”，折射的就是某种扭曲心理。在这类观念模式面前，“筹码”很关键，而从社会化角度来说，能调动更多资源的富人也有更多筹码。《人民的名义》中，汉东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就当着妻子面，明目张胆地跟“美女老板”高小琴劈腿。
“男人有钱就变坏”，从来都是个荒诞的命题；“人无正向价值观就变坏”，才更契合现实。但另一种现实是，有些人有钱了，其正向婚姻观也变坏了。这不具有必然性，却不乏代表性案例。古代说“齐人之福”，也是富贵人家才享得起的。
正是这种婚姻观念和生态，“小三劝退”市场才会大有挖潜空间——“小三劝退”公司的目标群体，正是那些感情出了问题的富人家庭，它们的“小三劝退”服务一单收费数万元，也多是这些家庭才承受得起。
都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说，“小三劝退”行业是“毛”，那它依附的也是部分富人感情问题的“皮”。而这“皮”的问题，其实也更值得解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