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被送进了劳改农场，军管会判了他7年刑，岳阳建兴农场，他翻土、种地，干他在家都不愿意干的农活。
自述里，60年中，陈振杰只记得他被劳改的其中3次，加起来有13年。其余的都记不清了。媒体的报道显示，他先后被劳改、劳教了8次。
在治疗肺结核的医院里，陈振杰每天帮病友登记伙食、送饭。
儿子
母亲死时他在劳改
改造期间，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的来信，信中说母亲去世了，棺材板是用他偷偷藏在家里的钱买的。
年轻的时候回村里，他只挑白天村里人干农活时，避开邻居和父母。一次回家，他悄悄把偷来的50块钱藏在柜子里，那时的50块钱，是城里人三个多月的收入。
“父亲在信里给我评了7分孝心。”陈振杰盯着眼前的茶杯，两颊发颤，沉默了很久。
父亲在他心里是个柔软的词，“父亲对我好，看重我。”他清楚地记得父亲死于1982年，食道癌。
文应龙记得，陈振杰回家后就到队里的林场里干工。一天10个工分，别人干不满，他能拿满。他拿布包把队里分的两斤谷米裹紧，回家就给老爹熬粥。
“直到我父亲死后，我彻底没了牵挂，又去了长沙。”那年陈振杰44岁。
文应龙眼里，父亲的过世并没有给他带来悔改，“如果成个家，有个女人拴住他，可能又不一样了。”
陈振杰说他有过成家的机会，“小时候和村里一个妹陀（方言：女孩子）订过娃娃亲。”那姑娘个头不高，梳着两根麻花辫。
“我也喜欢她。”陈振杰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他请姑娘吃饭，姑娘说她当上了老师，陈振杰不敢回话，以后再也没主动联系她，“我配不上人家。”
这之后，他彻底断了成家的念想。
陈振杰偷了60年，文应龙也没见他过上富贵日子。在长沙，他看见过陈振杰就睡在拆墙房屋的废墟里，地上积着一汪水，上面搭个木板就是床。他劝陈振杰别再打流了，“你老了怎么办？”
陈振杰低头看着脚面，说起自己的后悔事，“一没存到钱，二没成个家。”
在他心里，邻居比亲戚好。他说堂弟妹明知他住院，从没来看过他，“他们表面上挺好，心里应该瞧不上我。”
陈振杰会在饭点准时给医院食堂汇报订餐数，帮病友订饭。
老偷
从人人喊打到闲事莫管
渐渐地，他成了小偷里的老偷。
这辈子偷得最多的一次，6000块钱，在开往深圳的列车上，中途下车把皮夹子一扔，住30元一天的旅馆，吃几块钱一碗的米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他来讲，这算是奢侈的生活。
没钱了就偷，有钱了就赌。不出5天，钱都输完。
偷窃和赌博是陈振杰的两个心瘾，“偷到了就是赢，被发现了就是输。”
他也曾被别人偷过。有一年八月初一，南岳衡山都是拜菩萨的游客，山下人挤人。他刚得手，挤出人群正准备数钱，发现衣兜被人割了个口子，“妈的，贼让贼偷了。”
回望这么多年，陈振杰的偷窃生涯和这个社会，都在慢慢发生着变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兜里都没钱，他偷得最多的是粮票和布票；八九十年代是他“最风光”的时代，改革开放了，每人兜里都有了钞票，对小偷还没那么多防范，“那时风气好，可能大家眼里没那么多小偷”；2000年之后，大家都把钱存在银行卡和存折里，防范心理也强了，陈振杰更多地跑到火车站里寻找目标，甚至扒着火车一路偷过去，岳阳、杭州、嘉兴、武昌——穷家富路，他知道什么场所人们揣的钱多；2010年左右，火车票推行实名制，年过七旬的他连火车站也不好进了，只好转向公交车站和商场周边。
他从不用镊子和刀片，没有作案工具就不会被人轻易抓现行。他觉得，人们有钱了，胆子反倒越来越小了。“六七十年代，人们会喊‘抓小偷’，街上人人喊打；现在的人，只要自己没被偷，看见也不多事。”
一旦失手被事主发现，他一般不多说，把东西还给人家转身就走。
在他看来，偷窃不留证据，就不会被抓。“人证、物证都算。”
最近一次被抓，陈振杰说他根本没想跑，也跑不动了。和警察打了一辈子交道，他清楚地知道抓他一定有证据。
陈振杰从不去想那些受害者，被偷的人在他意识里是与他无关的陌生人，“没愧，也不后悔。”他语气里没有一丝抱歉，只是把偷窃当成了职业，“不偷没得活。”
70岁的时候，陈振杰开始力不从心，摸进人兜里的手，没那么快了。
碰上相熟的年轻扒手在街上晃荡，他劝他们别再偷。“我70岁了，被抓了看守所不收，你还小，抓住了要被关。”年轻的“同行”不屑，“你么得管（不要管）。”
他开始惧怕人们看他的眼神，以前不在乎、没看见的东西，在他老了以后开始变得敏感、清晰。
老了时，有一次摸人手机被发现，对方呵斥“这么大岁数了搞这个？”嫌弃的眼神和“这么大岁数”几个字，总提醒着他真的老了，“让熟人知道了笑话。”
年轻时的小偷陈振杰什么都不在乎，老了开始“怕人看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