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洪建的妻子在湖南衡阳老家带着雷文锋的两个妹妹，最小的女孩儿刚满一岁，雷洪建只能把儿子带在身边，平时他去上班，儿子就在厂里办公室看电视，下班后，他在宿舍里给儿子煮饭，雷文锋最喜欢吃父亲做的烧肉，每逢周末，他都带着儿子出去游玩。
在雷洪建工友的印象中，雷文锋是个胆小、安静的孩子，从不单独出门，也不和陌生人说话。雷洪建偶尔鼓励他下楼买包盐，他也不敢去。然而这天，他一个人走了，但他没忘给父亲关上门。
从深圳到东莞
雷文锋下一次被发现是在7天后，人已经到了东莞。
一份《公安机关护送流浪乞讨人员交接表》显示，2016年8月15日上午8点10分，雷文锋晕倒在东莞万江汽车客运总站的肯德基门口，路人打电话报了警。
没人知道雷文锋怎么从深圳到的东莞。这里距离他上一次被发现的福田口岸有83公里，若步行需要不休不眠约23个小时。
出警的是万江分局车站派出所民警单福华。2月17日，他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他记得当天下着毛毛雨，雷文锋躺在肯德基门口，身上的衣服很脏，手臂有些擦伤，神情显得不正常。他问任何信息对方都无反应。
他把雷文锋送到东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住院治疗了一周。这期间，医生问出了雷文锋的名字，并打电话告知了单福华。
万江分局指挥中心王熙胜警官说，警方并未查到雷文锋的户籍信息，也未联系到雷文锋的家人。他解释，全国重名的人太多了，仅凭一个名字查询信息量太少。
8月24日，雷文锋被车站派出所移交到东莞市救助站，交接表上的名字写的是“无名氏”，“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查询情况”一栏选的是“查无此人”，经办民警依然是单福华。
单福华说，那天自己调休，实际上是一位陈姓同事去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经办人写的自己的名字，至于“无名氏”可能是因为陈警官“不太了解情况”，而“查无此人”是不能确认身份的意思。
然而，交接表上显示，交接时雷文锋不仅说出自己的名字，还说出了母亲的准确名字。东莞救助站方面称，这些都是当着民警的面问出的，把这些信息补填到了交接表上。
对于在雷文锋报出自己和母亲的准确名字后，警方是否又进行了信息查询，王熙胜和单福华未给予正面回应。
单福华给陈姓警官打了电话，对方回忆，送去时，雷文锋“看起来身上没什么问题”。
然而，在雷文锋入站的第二天，东莞市救助站再次把雷文锋送到了医院。
东莞市东城医院的诊疗记录上写道，患者因“左足底反复溃烂，渗出半月余”入院，左足底见三处溃疡面，伤口内见大量脓性分泌物，局部充血、水肿，部分皮肤坏死。
雷文锋住院8天，接受了“抗感染、促进伤口愈合”治疗。9月2日的出院记录上写道，“患者一般情况好，左足肿胀基本消退，伤口愈合良好”。住院医师赖建中告诉新京报记者，医院的临床出院标准并不等同于“全好了”，只能代表病情稳定，不代表就“能跑能跳了”。
他在出院医嘱中提到，患者需全休2周，禁左足剧烈活动，每周骨科门诊复诊2次。
赖建中说，他不记得后来雷文锋找他复诊过。
他变成了“25岁”
出院后，雷文锋回到了东莞市救助站，在这里，他度过了一个半月。
位于松山湖大道的东莞救助站受助人员生活区，分为男区、女区和儿保区，每个区域有约5个房间，每间面积约70平方米，内有12张单人床和一个卫生间。三个区域呈扇形围绕在一片设有篮球架的自由活动区周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