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岳云鹏而言，这还不是最难的部分，对于创作者而言，每一次内容的生产都有漫长的阵痛期。“大家的弦都绷得很紧，”岳云鹏永远在想这个星期说什么，以单口、对口还是群口的形式出现，“每天都在想，这个星期把这个段子演完了，从台上往台下走的时候，那个压力好像一座山一样又来了。”有时候他甚至想，赶紧淘汰算了，可以去忙别的了。
岳云鹏打定主意，如果还有类似的比赛，即使郭德纲要求，他也不会再去，“我会跟他说，你去吧，你不知道有多痛苦”。
多年前小剧场时期，他就已经深谙喜剧背后的痛感。有一次演出前，他突然得知弟弟打架被扎到了肝，“心里特别难受恨不得马上出现在弟弟面前，眼泪止不住地流”。搭档孙越劝他，别哭了，观众是无辜的，赶紧换大褂。大褂上身，转过来，一副笑脸走上台。
2013年，岳云鹏在德国巡演，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他思索再三，还是决定先完成表演。他从iPad里打开父亲的照片，跪地磕头请求原谅：“戏比天大，希望父亲能够理解。”
岳云鹏父亲去世没尽最后孝道，坚持为观众演出
名气渐长，台上和台下的心理间距变得越来越宽。台上依旧抖着包袱，台下精疲力竭。
以前他有一个小本子，几月几号去哪儿，记下自己近三个月的行程，现在通告太满，早就记不下了。只要跟着经纪人走就好，“我会跟我经纪人说，尽量给我安排一点生病的时间，比如我感冒了，很难受，不能再走通告了。”他没时间睡觉，每天昏昏沉沉。跑完一件事，回家洗洗涮涮，又得出门。有一天在家补觉，女儿趴到岳云鹏的身上来，和他说话。“我一下就不困了，好想抱着她哭，爸爸太累了，太忙了。”他说。
名利加身，疲惫和焦虑相继而来。
一向敏感的岳云鹏发现，他越来越难通过眼泪来释放自己的情绪了。“我特别想让你们刺激我，我哭一会儿。哭一会儿有眼泪的，就会舒服很多，我现在就是。”
这个爱哭的喜剧人，为了写春晚的段子，连续熬夜三个月，患上了干眼症——哭对他来说忽然变得很困难。
行走江湖，他还得向过来人郭德纲学习。受不了拍戏要等，他就会想起师父说过的话：“你赚的那个钱里面就有等，一百万可能六七十万都是等。”
面对负面评价和风波，岳云鹏也还得在刀口上趟两圈。“我会被评论所左右，我的微博底下有评论，有骂我的，有说各种不好的，我就会很郁闷。”岳云鹏说，“我师父经常劝我，说你不用去理会。他骂你，这个人一定没你棒。”但岳云鹏还是选择拉黑骂他的人，“我真的会拉黑他。他一旦骂我，我就会拉黑他”。
相比于前辈，岳云鹏总会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扩张得大一点。在日后所有心力交瘁的创作时刻，这些经历与情感的波澜又会成为他解压的出口——活得有痛感，是不幸，但也是幸。
